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作家余华的小说就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许多文学研究人员的重视。《兄弟》在中国问世后，不仅在国内迄今已销售百余万册，在海外也受到追捧。2008 年始，陆续有法文、德文、日文、意大利文、英文、西班牙文的版本的小说推出，被世界各国人民所熟知。同时，在国内外兴起了余华和小说《兄弟》的研究热，众多学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叙述特征、创作背景、小说主题等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研究。
笔者对余华小说《兄弟》叙事特征的分析，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联系《兄弟》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生活经历，剖析作品采用独具魅力的叙述技巧的原因。细致分析小说结构，结合作品研究这些叙述方法在小说中的作用。最结合余华前期小说的叙事特点，如《活着》等作品，分析《兄弟》独特叙事特征产生的意义及其效果。在这之前，笔者对于现有的研究余华和《兄弟》文献进行了阅读，这些文献主要从小说《兄弟》在余华的小说创作进程中的地位、小说本身独具特色的叙事技巧和人物形象、作者的个人经历和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小说的主题以及研究者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情感关照等方面对作品中等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首先，部分文献研究了《兄弟》在余华的小说创作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洪治纲的《余华论》中提到，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长篇相比，余华的创作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他对当下现实的正面书写上。在《活着》等小说中，余华都是通过个人记忆的不断重组来完成历史和现实的重构，而在《兄弟》中，他将记忆重组与现实书写融成一体，明确地站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来呈现“我们刘镇”的传奇。他认为，在《兄弟》里差距成为小说结构的内在框架，并且这种差距以横向和纵向的方式，沿着各自的轨道不断伸展。无论是纵向的社会时代的变化，还是横向的人物命运变化，《兄弟》所体现出来的，已不是单纯的人生差距，而是混乱的现实伦理所制造出来的荒诞与理性之间的差距，是欲望的喜剧与人性的悲剧之间的巨大反差。徐祖明在《从国民性批判到社会性批判——评余华lt;兄弟gt;中的批判叙事》中提到在余华的创作经历中有两次突变，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由先锋写作到现实写作，第二次是在现实写作进程中由苦难叙事向批判叙事的转变，具体作品就是《兄弟》。《兄弟》以一种独特的聚散手法，叙述了李光头、宋刚兄弟一家的悲欢离合，描写了众多人物的生死诀别，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四十年间两个不同时代大起大落的生活。作品通过批判普遍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进而批判社会的落后及其不合理性，彰显了作家对时代生活剖析和阐释的自觉，也张扬了余华小说的批判精神。
对于作家的创作原因和背景，张崇员和吴淑芳在《20年来余华研究综述》中提到，余华作品中的血腥与暴力达到了非常残忍的程度,这缘于他对暴力形式的迷恋,也缘于其童年在医院长大的经历。他对人类 “嗜血本能 ”的揭示是深刻的。他们认为,在对苦难主题的反复咀嚼和叙述中,余华并不是站在非人间的叙述立场上，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生存层面上俯视人间，在深沉的 “苦难书写 ”中，表达着悲天悯人的情怀 ,为小说中的人物乃至整个受难的人群寻找出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现有文献对于小说本身叙事技巧的也有较多研究。叶立文在《形式的权力——论余华长篇小说叙事结构的历史演变》中称《兄弟》的争议在于余华几乎放弃了自己最为擅长的叙事方式种隐匿叙述者主体、凭借冷静缜密的细节描写去彰显创作意图的余华式风格，如今已被《兄弟》中近乎癫狂的欲望叙事所取代。如果仅就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余华依然秉承了创新求变的先锋精神。他认为，余华在《兄弟》中采用了种可称之为网状叙事的结构方式。这其实是一种以两条线性叙事线索搭建而成的网状结构，两者之间经纬交织、互为因果：如果说这两条线性叙事分别以主人公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经历为坐标，他作品中的欲望叙事，就熔铸了先锋的反抗精神如脊梁般按照时间顺序支撑起了作品的叙事框架，那么原本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人物故事，就会在交错聚集的形式中，以有血有肉的细节叙述，填充、丰满了线性叙事所搭就的文本空间。
洪治纲在《在裂变中裂变——论余华的长篇小说lt;兄弟gt;》中提出《兄弟》是一次裂变中的裂变,它既巩固和坚定了余华自身的某些艺术信念,又折射和暗示了余华试图进行自我超越的某些意图,也显示了余华在长篇写作上的勃勃雄心与强劲的叙事潜能。王晓燕在《“偷窥”事件：余华lt;兄弟gt;的修辞策略》明确指出“偷窥”事件是具有高度符号化的叙事，它构筑了整体的框架，是《兄弟》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王子宁的《余华长篇小说lt;兄弟gt;的叙事研究》运用叙事学理论对这部小说的叙述者、非叙述性话语、叙事时间、情节模式、人物塑造和主题、人物命运的讽刺性安排等几个方面做详细考察研究，体会作者对现实的新的理解和追问。
房伟的《破裂的概念:在先锋死亡“伪宏大叙事”年代——来自lt;兄弟gt;》的语境症候分析》在先锋文学阶段，余华对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创作实践上提供了有关“虚构”的哲学概念。而被悬置的“宏大叙事”，并没有真正离开过中国这块既古老又年轻的文化土壤。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个人化叙事。
从分析小说人物形象角度来看，李淑榕的《众生之相———论余华lt;兄弟gt;》中的人物形象》，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兄弟》是作者“从窄门走向宽阔”的成功之作，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把小说中的人物分作“历史悲剧下的牺牲品”“暴露人性本相的兄弟”“无知无觉的旁观者”这三类加以阐述分析，意在探究余华小说创作风格的新变化。叶立文在《形式的权力——论余华长篇小说叙事结构的历史演变》也聚焦了主要人物李光头，他认为李光头对于林红秘密的叙述，既满足了刘镇男性的心理想象，也缓释和解救了他者的人性压抑。仅凭这一点，李光头就已经成为了家心目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言行荒诞、是非不明，但坚韧强劲的生命本能却令人无限感佩，而作者余华在以李光头形象反抗异己力量的启蒙叙述，也间接表达了对于这一人物行为方式的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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