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通天下:晚清民国宁波钱庄的近代化转型探析》文献综述
摘要: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民间金融机构,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三大金融组织之一。钱庄的产生与商业发展密切相关。宁波钱庄历史悠久,自明清年间产生至建国后溶入现代银行业,历经4个世纪的风雨。宁波钱庄之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全国钱业的翘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因势而变,勇于创新。在中国金融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变迁中,宁波帮设立经营的宁波钱庄业抓住了上海开埠的历史际遇,率先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型,长期活跃于中国金融舞台,为近代中国的金融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动荡的国内外局势、多变的金融政策、新式银行的崛起、自身内部组织结构的缺陷都给宁波钱庄带来了沉重打击,宁波钱庄的消亡成为历史必然。
关键词:晚晴民国; 钱业; 宁波钱庄; 金融; 转型
一、文献综述
在现代商业银行诞生前,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民间金融机构之一。1840年步入风云变幻的近代史后,中国在金融业发生了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转型的巨大变革。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近代中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现象,表现在金融领域则是传统钱庄和现代银行长期共存。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钱庄和银行的势力互有消长,但钱庄直至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走向终结。要研究中国金融的近代化转型,就不得不研究钱庄的近代化转型。作为中国近代钱庄业史上较富盛名者,宁波钱庄就是很好的研究对象。
学界对钱庄的研究由来已久。对钱庄业的研究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开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金融改制使历史悠久的钱庄业受到严重冲击,已有数百年发展历史的钱庄能否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继续生存,成为时人热议的话题。此时对钱庄业的研究正是对钱庄面临的危机和出路的思索。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研究钱庄业的专著有: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华通书局,1929年);李权时、赵渭人:《上海之钱庄》(上海东南书店,1929年);施伯珩:《钱庄学》(上海商业珠算学社,1931年);郎仙洲:《银钱业撮要》(津漪澜社,1933年)等。此外,在《银行周报》、《钱业月报》、《工商半月刊》等刊物上,刊登了众多钱业人士和银行家对于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所持的观点以及在三十年代金融风潮中对钱庄命运的思索。如李权时:《宁波金融风潮专辑:钱庄的前途》(《钱业月报》,1935年第15卷第9期)。《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上也实时刊登了钱庄业和银行业的生存动态,如《秦润卿谈钱业法需要》(《申报》,1931年3月22日);《钱业公会请订钱庄法》(《申报》,1931年3月17日);《五十余同业公会呈请另订钱庄法》(《申报》,1931年4月19日);《立法院起草钱庄法》(《新闻报》,1931年5月21日)等。在钱庄业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钱庄的组织结构、经营管理、运作方式、与新式银行和商业的关系等,以对钱庄的宏观介绍为主,更有呼吁钱庄适时改革以适应新时期金融发展需要者。这一时期对钱庄业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宁波钱庄在南京国民政府统制时期的历史命运及其在30年代金融风潮中的衰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不足之处在于对钱庄的兴衰和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考察有所欠缺。
抗战爆发后至20世纪70年代,受历史环境影响,这一时期对钱庄业的集中研究较少。加之学术界对金融史研究的重要性尚缺乏深刻认识,这一时期关于钱庄业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钱业著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写的《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这一著作对上海钱庄业的起源、发展脉络及其与中国近现代时代环境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内容详实,对钱庄业的研究影响深远。20世纪七十年末,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金融史研究的重要性逐渐突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经济的腾飞,对钱庄业的研究成果逐渐涌现。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和陈明光:《钱庄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是这一时期研究钱庄的代表性著作。港台学者在此时期对钱庄业也多有研究,郑亦芳在《上海钱庄(1843—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1年)中较为全面完整地展现了上海钱庄纵向演变并较早关注到了其与工商业、银行业等的横向关联,并综合考察了影响上海钱庄兴衰的诸多因素,是港台学者的代表性著作。
在地域上,前人对钱庄的研究多数集中在上海地区,对宁波钱庄的研究较少。在研究角度上,前人主要从金融史、经济史的角度对钱庄进行研究,而对于晚清民国的社会历史环境对钱庄的影响考察较少。其实,钱庄作为近代中国三大金融组织(钱庄、票号、银行)之一,不仅可以从金融的角度着手研究,也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着手研究,更重要的是关注宁波钱庄是如何在风云跌宕的晚清民国沉浮于时代潮流的。19世纪中后期以来,动荡的国内外局势、频繁的战乱、新式银行崛起的冲击、多变的金融政策都曾对宁波钱庄形成强烈冲击。而宁波钱庄在全国钱业中率先主动向现代银行业转型,从而避免了山西票号早早被历史淘汰的命运,继续活跃于全国金融舞台,为近代中国的金融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从地域角度来看,广义的宁波钱庄不仅包括宁波城区及宁属各县的钱庄,也包括宁波帮在全国各地设立的钱庄。前人研究钱庄业时普遍关注的上海地区,曾是宁波钱庄最重要的拓展基地,近代宁波钱庄得以享誉全国,很大程度上和宁波钱庄在上海的成功有关。近代上海涌现出的一大批宁波帮钱业家族,执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之牛耳,从而将宁波钱庄和宁波帮推向了近代中国金融舞台的中心。除与浙江毗邻的上海外,宁波籍商人遍设钱庄于全国各地,武汉、北京、天津、芜湖、衢州、杭州等各地也都有宁波商人和宁波钱庄的踪迹。宁波帮为近代中国主要工商业城市的金融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因而对宁波钱庄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研究不失为一个新视角。
近年来,区域史研究和地方史研究兴起,区域史研究正在不断拓展史学研究的视角,对宁波钱庄业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对宁波钱庄的系统研究,自2010年陈铨亚的《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截面:宁波钱庄》开始。有关宏观上对钱庄业的研究,如易继苍:《钱庄业研究综述》(《学术界》,2008年第1期);罗先凤:《近代中国钱庄制度革新略论》(《前沿》,2010年第14期);朱园园:《中国钱庄发展问题研究——从1840年——1937年》(吉林大学中国经济史专业硕士论文,2016年);左海军《近代钱庄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国钱币》,2014年第3期);张国辉:《20世纪初的中国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等。有关宏观上对宁波钱庄业的研究,如王苏英:《近代宁波钱庄业探究》(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论文,2005年);鲍展斌:《近代宁波钱庄的历史变迁》(《宁波论坛》2002年第3期);俞罡:《因势而变的近代宁波钱庄》(《中国金融》2014年第11期);张守广:《论宁绍帮商人经营的钱庄业》(《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版)》2009年第22卷第4期)等。有关微观上对宁波钱庄的研究,如郑备军、陈铨亚:《中国最早的金融投资市场:宁波钱庄的空盘交易(1860——1920)》(《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1卷第3期);张跃:《论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发轫——宁波钱庄过账制度研究》(宁波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论文,2009年);汤中山:《中国银行业最早的结算清算制度:宁波钱庄业的过账制度》(《中国银行业》,2017年第2期);白泉旺等:《浙商钱庄演化为强大金融枢纽的原因——基于非生物环境视角的分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5期)等。有关宁波商帮(钱业与金融业发展密不可分,宁波钱庄向全国各地的拓展是宁波帮活跃于近代中国金融舞台一大表现)的研究:如乐承耀:《近代宁波商人与上海经济发展》(《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8卷第4期);戴光中:《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5期)等。有关其他城市(主要是上海)钱庄的研究,如孙继亮:《民国时期杭州钱庄业述论(1912-1936年)》(《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年第18卷第1期);张福运:《1927——1937年南京钱庄业的兴衰》(《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等。以上研究成果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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