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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关于自杀的研究主要有两大传统，一是精神医学传统，二是社会学传统。与精神医学不同，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把自杀当作一个社会事实来理解，开创了关于自杀研究的社会学传统，并提出通过自杀率这一维度来衡量社会的自杀状况。他把自杀分成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和宿命型四类，并在结论中指出，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7]。《自杀论》不仅是迪尔凯姆运用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的社会学主义原则进行经验研究的经典案例，而且通过严谨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奠定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基础，确立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地位，其对自杀率这一对象的研究更是开了自杀社会学研究的先河。当然对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也有一些批评，首先对“整合和规范”缺乏明确的界定，两者的区别与联系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论述，“整合与规范”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如果不加以阐释容易造成操作上的混淆。也没有考虑对于自杀未遂、萌芽状态中的自杀、以及没有自杀意愿却因失误自己杀死自己这几种情况。基于自杀率的研究，这一数据来源基本都是二手或三手资料，政府的死亡登记系统可能不完善。同时整体主义的自杀研究忽视了个体在采取自杀行为中的自主性和所处环境的当下语境，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这些无法颠覆迪尔凯姆的整体框架，因此这在研究中国自杀问题上仍有重要作用。 迪尔凯姆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而道格拉斯在《自杀的社会意义》一书则与之相反，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重点分析了自杀背后的文化意义。比琪勒发展了道格拉斯的观点，在研究大量自杀者案例的基础上，认为自杀者的自杀行为，不能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生命的结束，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应对社会环境的策略，—种在其死亡之后还继续影响着其他人的生活的行动策略。 默顿根据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失范论提出越轨理论，认为当社会成员愿意追求社会为其规定的目标并能获得社会为其规定的手段时，正统的目的和手段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当社会成员不愿追求社会为其规定的目标，或被排斥在正统手段之外，或对正统目标和手段不感兴趣时，目标与手段之间即出现不平衡状态，默顿称之为“社会失范”[8] 所谓失范，是指规范和价值相互冲突或者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阙如的一种社会状况[9]。他用失范这一关键概念来表示个体所接受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现实相冲突时个体所承受的压力。默顿的四种越轨行为类型的划分：其一，“革新”，接受目标但拒绝社会认可的手段，而代之以“新”的非法的手段。其二，“仪式主义”，机会受阻的人接受手段拒绝目标。其三，“退却主义”，既拒绝目标也拒绝手段。其四，“反叛”，拒绝文化上赞同的目标和手段，代之以新的与他人协调的目标和手段。默顿的越轨理论解释了那些拥有较少或没有成功机会的群体中的成员的越轨行为，但是没有给出拥有较多成功机会群体的越轨行为的合理解释。 从国内学者研究来看，吴飞先生提出“过日子”这一本土概念来理解中国农村家庭的自杀问题。“过日子”的状态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或者说不是把人夺走某种社会属性一种赤裸裸的生命状态，在中国家庭中，它既是一种存在状态，也是一种政治状态[10]。他认为过日子和做人是家庭生活的核心，自杀是对家庭生活中的委屈的反抗，也是对人格价值的张扬，其核心是追求家庭内部的一种正义，而之所以要追求家庭内部的正义。吴飞先生的本土化研究具有开拓性，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国内自杀研究在社会学传统上的发展并且抓住了中国农村的核心——家庭，在研究农村自杀问题中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贺雪峰、郭俊霞也在二十余个省40 个村近三十年的自杀个案收集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区域、人群的自杀率的变化趋势[11]。国内的这些研究都对自杀进行了很多的个案调查和研究，抓住了家庭和村庄结构这一核心、关注自杀的主要现实具体原因，从已经发生自杀行为这一结果出发，忽略了由生到死的过程性，也忽略了自杀的旁生原因和个体每一次选择的次要原因。 在口述史研究者看来，静态的结构分析并不能展现事物本身的某些重要特征以及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同时也无法完全呈现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可能发生的出人意料的变化[12]。这些静态结构分析的盲点，恰恰是社会生活奥秘的重要“解码”。因此，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一事件”分析策略以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在叙述策略上，则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故事文本[13]，孙立平先生在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时运用了过程-事件视角分析了在正式行政权力运作的过程中，权力的行使者如何以及为何将诸如人情、面子、常理等日常生活原则和民间观念引入正式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之中的[14]。孙立平先生这一研究表现了国家权力技术的特点和复杂过程，也展示了国家与乡村社会边界的模糊性与相互交织，从而提供了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复杂性的动态视角。郭于华关于骥村的研究是口述史研究传统在这一主旨上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对口述资料的搜集，以骥村为具体历史场域。呈现了从土地革命到人民公社几十年间历史演进的社会过程，以此“倾听lsquo;被革命卷入者rsquo;的心灵”。正如作者所言，这一努力“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15]。 所以笔者也想将过程性视角运用到自杀案例的研究中来，与之前的学者注重结果分析不同，笔者将注重研究对象由生到死的过程性选择。从自杀意识到自杀行动的人生过程之中，有多种的选择，为何最终选择了实施自杀或者没有选择实施，之前的学者注重的是具体原因，而我将从过程出发，以一种动态性视角进行分析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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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对象：农村自杀群体。基于中国自杀率农村高于城市的这一特殊现象，选择农村范围的自杀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透过这些案例生活史命运史的研究，分析路径和过程，以这一视角研究自杀的原因和其背后反映的时代特征和农村变化。 选择原因：1.“事件”首先是可以引起成员所关注并参与的事件，是能够在日常生活的汪洋中激起涟漪的事件；2.“事件”并非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件，而是能够展示事物逻辑、运作机制以及其中复杂的“社会事实”的事件，它包含着事件的起因、经过、高潮和结局的整个过程，同时也包括事件造成的时代原因、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3.事件的“中观”面相——案例选取和聚焦的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位置。例如土地革命毫无疑问具有社会革命与社会动员的总体意涵，而农业集体化运动则构成了我们理解革命后总体性社会形成的关键节点。因此减少了分析陷入碎片化的漩涡可能。 2.研究方法：A. 文献研究法。这文献研究主要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分析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以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16]。这种方法一是根据论题有针对性的查阅相关资料，由此对需要研究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系统了解的一种研究方法。借助已有的文献资料来对农村自杀的现状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再从社会学的角度给出自己的解读和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人由于条件所限没能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农村自杀案例的详细数据和具体情况的缺憾；二是对国内非虚构写作和回乡记书籍进行梳理，按照历史时期/行为主体/具体原因/地域环境进行分类，进行案例选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B.比较分析法。笔者与前人的研究不同之一就是不仅仅关注自杀成功的案例，还关注没有实施自杀行为的案例，将变量之间的生活过程性分析进行动态的比较探索自杀的背后原因。 3 .研究内容和目的：重点以过程性视角分析从自杀意识到自杀行为的行为逻辑和路径选择，影响自杀的因素是如何在事件的过程中体现的如图1，以一种新的视角来探索自杀行为的原因和时代特征。
图1
过程—事件分析还呈现了一个重要主题，即对社会记忆议题的关切。哈布瓦赫在1925年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讨论历史是如何被包括家庭、宗教社团等在内的社会性组织纳入记忆的链条并书写下来的[17]。景军指出，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可以分为集体记忆、官方记忆以及民间记忆三种研究取向[18]。具体到中国研究的具体语境而言，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几乎必然同革命对集体记忆重塑这一主题相关。 在分析自杀意识到自杀行为的演变过程时不能忽略宏观整体社会结构的客观性，但是依然是以动态视角研究自杀问题，则要注重现象的情景定义。托马斯的“情境定义”这个概念所强调的是社会因素或社会环境对人们社会行动的制约甚至决定，但人们却可以发现“情境定义”这个概念事实上具有赋予人们社会行动能动性的巨大潜力。整个社会情境由三部分组成：客观环境、个人和群体的先存态度、个人的情境定义；个人对外界的反应，不仅受周围环境影响， 而且受个人主观看法的影响；个人认识任何事物，均具意义，从而产生客观效果。个人对社会情境的不同解释，既决定其行动方向和具体行为，又影响其人格发展[19]。 在对“情境定义”理论的批判中，本土方法学实现了对“情境定义”理论的超越。为此，加芬克尔提出了“场景”（setting）的概念，以区别于“情境定义”的概念，“场景”是行动的一部分是努力建构的结果，这更能体现处于特殊“情境”中的主观能动性。而过程性视角就是主义研究对象由生到死经历的不同“场景”，在这些“场景”中的一次次选择，最终是否走向自杀又为何走向自杀。不仅仅将自杀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也将自杀作为一种“场景”中的社会行动，分析行动的过程性对自杀者的个人经历进行认同、理解和移情领会，以一种新的视角分析自杀行为背后的原因。 5.理论视角：静态的结构分析并不能展现事物本身的某些重要特征以及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同时也无法完全呈现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可能发生的出人意料的变化。这些静态结构分析的盲点，恰恰是社会生活奥秘的重要“解码”。因此，该课题以“过程一事件”分析策略为视角以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影响自杀的因素是如何在过程-事件中是如何体现的以及其背后各个时代的农村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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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卫计委.2015-8-30 [2]上官子木.中国人自杀现象的本土特点.社会学研究,1995(2):104- 110 [3]费立鹏.中国的自杀现状及未来的工作方向.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4):277- 278 [4]安琳,贾会学.中国不同地区女性自杀死亡分析.中国卫生统计,2007(1):29- 32 [5]答旦.中国自杀研究五十年[J].医学与社会,2001(04):15-17. [6]刘燕舞.自杀研究:困境表述、理论检视与进路转换[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03):63-70. [7][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0: 214 [8]林崇德．心理学大辞典（下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9][美]戴维 bull; 波普诺（David Popenoe）．社会学（第十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1]从“微观机制”到“制度源流”:学术史视野下口述史研究传统的力量、局限与转向.孟庆延 - 《学海》 - 2018年3期 [12]孙立平：“过程一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13]贺雪峰、郭俊霞：《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4]孙立平 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1]——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2007 [15]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33 [16]莫里斯·哈布瓦赫：lt;论集体记忆gt;，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 [17]景军：lt;神堂记忆——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gt;，吴飞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 [18]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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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编号：[19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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