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研究林白小说中的“分身叙事”现象，首先要将其置于女性写作研究的大背景之下，了解近况；其次要考虑叙事学对于女性写作的观照程度；最后才是对于林白小说中这一现象的具体讨论，寻其源流、论其意义。因此此篇研究综述将从——女性写作研究近况、从叙事学角度对女性写作的观照研究、林白小说的研究情况——三个方面收集文献资料，完成综述。
（一）女性写作研究近况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截至今日，中国女性写作研究已经走过三十多个年头，从最开始的边缘发轫到其后的持续高热，直至近年来在落潮中细化深入，终成为当代文学解读中一处稳定的切口。本综述将主要以2010年至今六年间在中国知网上发表的有关女性写作的代表性论文为样本，以此为依据来把握女性写作的研究近况。
女性写作研究的高热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中尤以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关节点。这一时期对于女性写作的研究尚停留在“写了什么”的文本层面，尤为关注性别觉醒带来的书写剧变，“身体写作”、“自恋情结”、“姐妹情谊”、“女性家族”是最核心的话题。围绕于此，持续性或重读性的研究至今未歇。宓瑞新《“身体写作”在中国的旅行及反思》从理论旅行的视角出发，考察了“身体写作”进入中国后在概念和实践上的变异，指出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中“拿来主义”重文本而轻理论的不足。张莉在《社会性别意识的彰显——论新世纪女性写作十年》中提出对“姐妹情谊”的书写，形成了女性作家对男性世界对立的女性乌邦托的构筑。刘文韬在《女性失望后的价值诉求——20 世纪中国女性写作中关于“姐妹情谊”的书写》中则相应认为，“姐妹情谊”是女性在对异性世界失望后寻找到的精神家园，是对抗男权话语的一处立足据点。西慧玲在《寻找母亲的声音——世纪末长篇小说“女性系谱”的拟建》中，以徐小斌、张洁、王安忆、铁凝等当代女作家的世纪末长篇小说为例，关注了“女性谱系”建构中不惜淡化家族男性成员身份，完成了对父权制内部的颠覆。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于女性写作中这些显著特点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这些论文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理论的解剖刀，向社会心理纵深，而不仅仅停留于表层的现象概括。
目前，对于女性写作的研究创新，则转移于“传媒时代的女性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从性别视角对女性文学文本的重新解读”以及“女性写作的跨学科视域研究”等方面。徐艳蕊《网络女性写作的生产与生态》就从社群共享的性质上肯定了网络对于草根女性探讨性别议题的场域提供。黄晓娟在《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发展概论》中对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三个阶段的梳理，搭建了发展的框架。严英秀的《当下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则对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中主流文学史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遮蔽和忽视、缺乏全面坚实的作家作品研究、缺乏两性视野等不足作出了反思。此外，从性别视角对于一些女性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补充了文本空白，也具有很大的意义，例如林丹娅的《从闺阁诗到散文：从秋瑾看女性写作近代之变》，通过考察与分析秋瑾的写作个案，更透彻、直观地剖析了性别与文体的性别政治关系，以及这个变化对于后来中国女性写作乃至中国文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女性写作的跨学科视域研究”中，“生态主义”、“民俗主义”都成为别具新意的窥视点。韦清琦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结合是文学研究在“向外转”的过程中找寻到的一条独特的道路，毛海莹《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 ——以现代文学江南作家的女性民俗书写为例》便从“女性民俗”切入，对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很好地在女性写作研究热度消退、走向边缘时，找到了新的角度，对女性写作进行了更为细化的发掘。
（二）从叙事学角度对女性写作的关照研究
从知网“学术趋势”检索的图表反映来看，女性叙事学的学术关注度持续低迷，2010年后稍有回升，但尚未取得稳定长足的发展。总的来说，学界对于女性写作的关注还是集中在文本呈现的故事层面与社会折射的文化层面，从叙事学角度对女性写作进行观照并未形成主流，不过至少打开了局面，并有多线并进、全面发展的趋势。
首先，女性主义叙事学通过译介传播，已经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知。申丹发表于2004年的《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是国内首篇评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对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地概括，并引入女性主义文评、结构主义叙事学二者与其展开辨析，指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长处与局限，对其后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国内的理论应用和本土生长起到了根基性的影响。胡安江、唐伟胜共同翻译苏珊·S·兰瑟的《我们到了没——“交叉路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将美国女性主义研究者在此理论前线的出路思考传递回来——改变女性主义叙事学需要不同领域的国际团体合作与参与方能成功，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起到了指引作用；此外，这篇论文中提到的“影子情节”，在文本分析中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是不可忽视的亮点。之后，屈璟峰的《试探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范式》，概括出叙述声音、叙述视角和自由间接引语这三个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研究视阈，并分别分析了这三条线索建构自我权威、解构男性权威的不同效果，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向方法论下沉，在实用性上有所贡献，不过这种划分的严谨性还有待商榷。
而直接运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作为研究手段的文献要相对多一些，毕竟单纯的理论阐述难度太高，空间又太小。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从整体上论述了当代文学叙事的性别差异与固化范式，其中“视点中性别倾向”的发现，构成内部视点——重心理——女性特征和外部视点——重环境——男性特征的对立范式，启发了视角、人称等叙事关节影响文本内涵的思考。高小弘《性别成长中的叙述策略——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的叙述分层研究》将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的叙述分为叙述套层、叙述跨层和叙述嵌层三种类型，指出这种修辞手法对于女性写作在回避父权道德指摘、争取话语主体上的突出意义。何建良《叙事转型、媒体转换与女性身体写作的出场》则跳出文学分析的圈层，认为女性身体写作的出场不仅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私人化叙事逻辑的一种延伸，中国当代文学叙事形态转换的一种推动，更是传媒体制转化和媒介技术特征相结合的结果，体现了接轨“互联网 ”的创新思维。
最后，关于林白小说中“分身叙事”现象的提炼建立在女性主义叙事学“声音”研究、康德“镜像论”等理论的基础上，因此也有必要在此进行更为狭义的叙事学研究整理。早在2001年，黄必康便在《建构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中介绍了苏珊·S·兰瑟的“叙述声音”理论，并指出其倾斜于美国黑人小说而忽略其他族裔的缺陷，发出了从更多文化背景更多角度来研究女性小说的召唤。宁凡《发出“我”的声音——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中的叙述声音》一文，从叙事策略将女性写作的语言分为三种形式：“权威的我”、“自语的我”、“失语的我”，并指出这些不同表现形式的同一指归是在有意回避父权统治下的公共话语，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叙事趋同的缺憾。这种归纳方法是对于“叙述声音”理论的成功消化与自如运用。然而女性写作的叙述转型却处于个性与现实性的选择困窘，孙桂荣在《叙述话语调整之后的女性声音》中就表示了这种忧虑，如何既克服女性主义叙事的某些话语缺陷， 又充分发出自己“有差异的”声音，是当前女性写作面临的一大问题。将叙事学结合“镜像论”的女性写作研究则比较少，王金胜的《镜中飞翔：现代性文化语境中“自我”的重建——论20 世纪末的中国女性写作》注意到世纪末女性写作在致力于“自我”重构时，“个人化”的语言通道与“镜像理论”的深层内涵的巧妙贴合，有其独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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