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兵团内地移民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变迁———以农二师S团一个家庭为例文献综述

 2022-11-08 15: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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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1、兵团的历史背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屯垦戍边组织,它集党、政、军企为一体,从主要以农场牧业为中心的政治、军事、生产组织,发展为囊括城市、科技文教、工业、贸易、农业、牧业等多种形态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它镶嵌于天山南北,是新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一种区别于新疆其他城乡社会的独特社会形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续了中国历史上屯垦戍边的历史传统,但他并非是这一传统的简单延伸,而是在在中国的历史新时期诞生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

邹赞(2016)指出自秦汉以来,历朝统治者为了有效的应对西北边患,都曾以各种形式在边疆开展屯垦戍边,但是直到清代的左宗棠,这些屯垦戍边的实践基本都是“一代而终”,中国古代的屯垦并未形成一种可持续的、高度成熟的社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屯垦戍边事业顺应解放初期特定的社会政治局势,开启了中国屯垦事业的新进程,屯垦戍边由“一代而终”变为“世代屯垦”,发展至今已经到了第三代,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内部特殊的一种建制。

2、近年来的发展及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兵团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迎来了当代屯垦戍边的黄金时期。兵团犹如一个大熔炉,融汇了解放军进疆部队、国民党部队起义官兵、西上天上的内地女兵、知识分子、支边青年、流民遣犯以及自流来疆的人员,也凝聚了新疆世居民族和内地来疆的各族群众,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地。尽管新疆兵团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重大挫折,甚至曾经一度被撤销,但是自从80年代初恢复建制以来,新疆兵团一直都是巩固西北边防、维护民族团结的前沿阵地,其所承担的政治使命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愈显重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织形态随着中国社会的结构的转型而发生巨大变化。50—70年代,兵团基本上就是一个“劳武结合”的准军事化组织。文化大革命之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兵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并于1975年被撤销。1981年,党中央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建制。20世纪80年代,新疆兵团屯垦事业穿越历史的局限和重重障碍,重新与兵团初创之期相接轨,以军垦第一代位核心力量、以内地的新移民为新鲜血液的屯垦文化获得了长足进展。邹赞(2016)指出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文化延续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凸显出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对兵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提出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兵团人口主体构成的巨大变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兵团基层组织日益松散,年青一代和新移民的价值观发生了动摇与改变,屯垦戍边文化认同遭遇到了“代际断层”。

首先,兵团政企不分的计划管理模式极大的束缚力经济的发展,这使得兵团的经济不仅落后于内地许多省市,某些团场的经济发展状况还不如新疆一些地方州县,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改革,发展观念相对滞后,兵团已经逐渐丧失了曾经的优势地位。

其次,兵团随着不断的发展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有组织的大规模内部移民使得兵团人口快速增长,70年代中后期,兵团被撤销了建制,人口的格局相对稳定。90年代以来,兵团迎来了第二波移民潮,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投资、农业等领域提供大量的优惠政策,兵团的地区优势才又一次崭头露角。另一方面,随着军垦第一代退休(回内地或者南北疆个城镇居住)、部分军垦第二代选择定居城市或者改行经商,军垦第三代愿赴内地求学或谋职等,兵团的劳动力供给严重匮乏。刘月兰、汪学华(2008)经过数据的调查显示:“兵团职工人数由1991年的101万人持续减少到2005年的66.54万人,十几年内兵团职工的总人数减少了近一半。而从1990年到2005年兵团农场的总播种面积从780.8千公顷增加到985.8千公顷。其中需要大量的拾花劳动力的棉花播种面积从170千公顷增加到了471.74千公顷,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而劳动力在不断的减少。”因此为了确保劳动力的供给,兵团再次从内地引进大量的新移民。但是与五六十年代相比,“进入九十年代后引进的劳工大多数来自贫穷、边远、人多地少的地方,文盲和半文盲人数占大多数,综合素质整体偏低”。与此同时,兵团还从内地招募短期的是棉花季节工,每年九月,一列满载拾花工的列车西出阳关,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成为一套独特的景观。实际上,90年代的内地新移民为兵团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大多主要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流动性极大,对屯垦戍边的历史疏于了解,很难形成自觉地的文化认同。

最后一点,随着兵团农场小城镇建设和互联网的普及,加上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世代大背景,兵团文化想要重新塑造影响力,适应新媒介的传播方式,就必须要进行文化形态的更替。一方面,“军垦第三代”身处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占据支配地位时代大环境下,受到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文化价值的影响,离析瓦解了传统的军垦文化价值观念,这样一来,“军垦第一代”铸剑为犁、“献了青春献子女”的伟大精神在“军垦第三代”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就像一个脱离了现实轨道的说教,很难让他们产生认同感。因此现在屯垦文化价值观念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的转型的局面,这对新疆兵团来说,即使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可以说兵团的三代人,每一代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在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上都出现了代际之间的断层。

龚战梅(2009,2)认为:“由于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在这里感受到不同的风俗文化,因此它们是极富包容性,易于接受新事物的,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其社会关系也并不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基础之上的,没有形成我国农村社会的乡土秩序,乡规民约等几乎没有形成的时机。”兵团的农业以连队为基本生产单位,以团场为重要管理方式的组织方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指挥管理,与之相对应的是群众对上级邻导的命令指挥和建议言听计从,尊重长官,全力维护领导的权威,社会整体类似于部队中建立起的等级观念,人员构成的特殊性,组织方式的特殊性极易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天色盘,各种颜色件没有明确的边界,它们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兵团特有的丰富多彩的军垦文化。

兵团第一代老军垦人保持了保持了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第二代军垦人寿父辈的影响较大,独单继承了上一代人的优良作风,还接受了较好的文化教育,素质普遍较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兵团人员的结构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人力资源市场开放后,兵团接受了大量来自与偏远贫困地区的劳动力人口,这些人较少受到统一的组织纪律教育,从而使得兵团人员结构开始逐渐走向分化。

郭刚(2002)指出:“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社会整合程度,当然两者并不是成正比的关系,社会整合程度高并不代表社会具有先进的发展水平,但是社会整合程度很低或者日趋下降,则代表着这个社会正在走向解体。”笔者试图通过从社会整合的视角去探索现今兵团人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法律等方面的对于军垦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于兵团生活的整体认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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