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财产利益在我国民法规则中的现有定位与完善建议
摘要：对人格权的目的论认识仍为各国共识。但人格的商业化使用亦逐渐已成为各国共识。事实上有关本文研究对象的命名是多样化的，”人格财产权“、”公开权“、”商事人格权“等概念均与本文所指”人格财产利益“概念大同小异；面对人格财产化挑战，各国纷纷立法，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以单一人格权共同保护人格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一元模式，二是在人格权外设立新型权利，保护人格财产利益，即二元模式；我国对该利益的研究讨论相对较少，现有的支持一元论或二元论见解亦实然未见全然高下之分；不可否认的是，人格财产利益在现在的法律体系背景之下，有关其的人格属性仍然更为紧要；在研究其命名、定义与性质后，有关其构造及内容，又有诸如许可使用合同、侵权责任、不法管理、不当得利等诸多杂糅财产权、人格权性质的具体问题值得加以针对性讨论。
关键词：人格权； 人格财产利益； 一元论；体系
一、文献综述
(一)对“权利”的认识
对权利的认识最早始于萨维尼及文德赛提出的意思支配说。在这一理论下，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并不是定义权利的主要标准——按照该说，权利系为个人意思自由活动或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围。萨维尼基于这种观点，最早将人格利益[1]排除在权利范围之外。他认为，人格利益系以主体自己的人格为内容，并无一个可以支配的客体，故不可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权利[1]。萨维尼的这种观点又实际上受到来自康德哲学的影响——康德最先鲜明主张[2]，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仅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主观目的的工具，人应当是也只能是自己的主人，人格不容交易[2]。
（二）对“人格权”的认识
自康德哲学奠定主客体二分的道德伦理主义基础以降，自然人作为主体的绝对性、目的性得到普世认同，法律制度的主体根基确立，在权利层面表现为人格权、财产权分殊[3]。
人格权实质上赋予自然人对自身主体要素自主决定、自我控制的绝对权利，并基于伦理性排除其交易性，不得转让、继承，有别于可自由处分之财产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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