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报告
一、文献综述
“Community”这一概念是由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首次提出的，之后，费孝通先生于1933年将其翻译为“社区”引入中国。结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当时为了满足快速工业化的需求，国家实行资源高度垄断，社区治理的推行也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尤其体现为城市的单位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1]。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将“单位”转变为“社会”的模式，实现了土地、资本和技术的有效流通[2]。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经济的高速前进，社区治理的组织体系也与社会结构的变革相适应，治理主体由传统单一化政府向多元化主体转变，这引起了学界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吴军（2003）认为社区治理应是一个以社会中介组织为主导、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以居委会为辅助的理想模式[3]。魏娜（2003）认为社区治理是政府、社区组织以及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4]。张平，隋永强（2015）认为社区治理应是在社区范围内，依托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性，共同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增进社区公共生活整体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5]。葛天任（2018）认为社区治理是以行政力量介入社区自治，重构基层政府管理角色和职能，加强建设性社会力量培育和服务型治理为主的治理模式[6]。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已成为新时代社区治理的趋势，对于满足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随着社会情况的不断变化，面对居民出现的更加复杂、多样的矛盾，社区治理在发展中所体现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魏航（2018）指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权责不清、政府角色在推进社区建设中迷失错位、社区人口规模及其参与需求渐趋增加、社区组织在治理中不能完全发挥应有作用等问题[7]。赵金先，陈涛，蒋克洁（2019）认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面临居民参与度不高、信息不对称、街道办事处不堪重负与居民委员会行政等问题，极大的制约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8]。问题的产生一方面阻碍了社区治理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推动社区治理发生变革的动因。梁建松（2009）认为我国社区治理的模式受到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制约。内部环境包括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社区委员会角色、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社区精英和业主委员会，外部环境包括政府、社区民间组织、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影响、相关法律制度及其资源[9]。王轲（2019）认为社区治理发生变革是由于存在外界刺激、内在驱动和技术支撑的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10]。基于以上分析，为能够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多元化的需求、解决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发展难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治理的创新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必然措施[11]。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以及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或“个体化社会”转型，出现了一种适应性治理模式——技术治理[12]。技术治理作为一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和圣西门的《论实业体系》[13]。但近年来，互联网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均衡各方利益，实现社区治理有效运行提供了技术手段[14]。技术治理的思想进入了实践环节，城市治理的领域也纷纷掀起了以应用科学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的浪潮。黄晓春，嵇欣（2016）指出，技术治理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和政策实践的主导逻辑，基本特征是强调风险控制、事本主义原则以及工具主义地动员社会[15]。张福磊，曹现强（2018）指出，技术治理既是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趋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一种实践创新[16]。黎熙元（2018）认为技术治理是现阶段地方政府进行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治理技术来实现对城市社区的管控[17]。技术治理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代表着其具有的独特的优越性：王欣亮，任弢（2017）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社区治理过程由单一行政控制手段向民主协商转变的速度越高[18]。陈晓运（2019）指出，技术治理强调从“管人”、“管物”到“管数”转变以及能够克服外部协同和内部整合的局限性[19]。宋蔚，王斌（2019）认为主体的多元，资源的共享和公共价值的实现，突破了传统治理模式造成的主体缺失困境、资源不平衡困境、信任困境和合作困境[20]。赵金先，陈涛，蒋克洁（2019）认为技术治理与社区治理的相结合能够提高问题的处理效率，提高居民参与能力与自治能力，提高社区治理的透明度[21]。因此，为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个小单元，应将迫在眉睫的社区治理创新与突飞猛进的智能手段相结合。
南京市建邺区实现了社区治理与技术治理的结合，并在共建共享、合作共赢思想理念的指引下，给社区治理创造新的生机。2017年，建邺区打造了以“微平台、微心愿、微行动、微实事、微星光”为主题的“五微共享社区”。两年多来，“五微共享社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调动区域内社会组织、志愿者、共建单位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从最初帮助居民实现微心愿的1.0版本，到引入社会组织和市场资源厚植惠民森林的2.0版本，再到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打造时间银行、公益档案、诚信档案的3.0版本，实现了从经验管理到科学治理，从后端管理到前段管理的巨大转变。这种“数据多跑腿”“下沉式服务”的新型社区治理方式适应了现代化城市的要求，在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和居民自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2017年、2018年，在民生幸福建设群众满意度测评中，建邺区连续两年位居全市第一。但技术治理也带来的一定局限性，例如老年人不会使用互联网信息应用，年轻居民的参与度不高等诸多问题。因此，建邺区如何更好地借助技术治理的优势，促进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与“五微共享社区”良性发展为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本课题要研究或解决的问题
本文主要立足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我国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的基础上，对建邺区“五微共享社区”进行相关的探索。“五微共享社区”是一个广泛联系与沟通居民的基层治理平台，本文通过对“五微共享社区”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多元主体进行分析，考察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分析阐述建邺“五微共享社区”的治理现状，并通过现状，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最终提出完善社区治理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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