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精准扶贫”是相对于以往“粗放式扶贫”而言的。章佳瑶（2018）认为所谓“精准扶贫”，首先在对象识别上，对贫困户、贫困村、贫困乡等扶贫对象识别上要精准；其次针对不同贫困区和贫困户情况，采取有效手段精准帮扶，改变过去粗放式扶贫存在的帮扶不到位、效果不明显的情况；最后对精准扶贫工作进行精准考核，确保扶贫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构建扶贫工作长效机制。[[1]]
耿熠君（2018）认为自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扶贫方式以其效益明显、政策支持力度大、安全性高等特点在精准扶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叶敬忠、贺聪志（2019）也提出它很难全面覆盖深度贫困的小农户，也面临很多挑战。因此，需要探索和创新适合贫困小农户的多种生产扶贫方式。[[3]]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探索，是产业扶贫之外的一种扶贫思路。叶敬忠、王雯（2011）指出巢状市场兴起于欧洲,其背景是为了实现欧洲农村发展的目标,即“为欧洲公民真正有质量的现代发展提供基础,提倡更多高质量的、健康、安全的个人发展及休闲时光,提高农村幸福”。[[4]]陆继霞（2016）认为巢状市场重新配置农村资源,提倡农业的多功能性,体现并代表城镇和乡村、农业与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新关系。[[5]]
叶敬忠、丁宝寅、王雯（2018）指出巢状市场以公共池塘资源为基础，通过特定生产者生产出来的高质量农产品与特定的消费者直接连接，进行农产品交易。以巢状市场为纽带，合理利用农业资源，进行农业生产，将偏远山区和村庄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与附近城市消费者的需求点对点式的对接，增加有效供给，实现生产者的增产增收，满足消费者的消费安全。这一小农扶贫模式不以“致富”为目的，而以“脱贫”为目标，能够减少农户生产的市场风险，实现农户收入的有效增加，防止返贫现象的产生。[[6]]
程楠（2016）表示“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一方面是生产者仍以追求产量为导向、提供海量农产品供应；另一方面是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强大购买力，对产品品质提出较高要求。而以小农户为单位的分散生产带来了规模瓶颈、质量难题以及信任缺失等问题。互联网为破解这些矛盾和瓶颈提供了重要可能。”这也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对成立中合农道以及探索电商扶贫新尝试原因的解释。[[7]]
李丽、李勇坚（2017）表示“互联网 ”的理念和技术正深刻改造着传统农业。农村电商作为“互联网 ”与 “三农”深度融合的重要形式，日益成为增加农户收入、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重要渠道和动力。[[8]]吴志红（2017）在研究中指出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四川省雅安市以社会企业理念和模式运营的“善品公社” 电商项目，通过在四川雅安的探索与实践，从供给端精准发力，重点深耕农业产业链上游，破解农产品上行中的关键瓶颈。[[9]]郭晓鸣、虞洪、骆希（2018）认为善品公社实现了以市场化力量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高质量安全保障能力、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等多元目标，其同步实现的电商精准扶贫模式创新，对于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高农村电商精准扶贫能力，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共享信息时代的发展红利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10]]陈键、刘娇（2017）指出与传统农产品电商模式不同，“善品公社”属于社会组织主导的电商模式，其运营模式为——以合作社为基础、以“善品公社”为统一品牌，而其合作模式则是“地方政府＋社会／企业＋基层社区”的合作体系。[[11]]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实现规模化，解决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问题；其次通过合作社建立社员的利益制约和激励机制，解决生产质量和利益分配问题。最后以合作社统一管理经营为基础，提升服务水平，打造统一的农产品品牌，直接面对消费者，解决了农户分散生产方式形成的规模、缺乏有效制约导致的质量、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产品信任的问题。
但是，郑瑞强、张哲铭（2016）认为尽管“农村电商”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蓬勃的态势快速覆盖全国多地的农村地区，但整体上我国农村电商产业发展态势失衡的现象仍十分突出。[[12]]工业品下行迅猛发展正强势挖掘着农村消费潜力，成为一些地方或企业重要的盈利来源；作为促进贫困户脱贫、贫困村发展重要途径的农产品上行却困境重重，农民在农村电商发展中获得利益较少，甚至没有获益。即使是已经“触网” 的部分贫困地区仍存在贫困农户参与有限、增收持续性差等问题，亟需通过进一步的电商扶贫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有效提升农村电商的精准扶贫能力。
汪向东、张才明（2011）表示“多多农园”是拼多多在脱贫攻坚和农产品上行上的新探索，旨在通过对产业链的改造，打通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让农民享受更多产业链利益。[[13]]陈远、杨茂保（2019）指出“多多农园”瞄准了农业产业利益分配、农村人才留存等核心问题，同时，还将推动当地建立“新农商”机制，让农户成为产业链利益主体。[[14]]鲍坤子(2019)认为该机制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为集合的合作社为主体，拼多多提供资金、技术和渠道支持，培育本土青年成为“新农人”带头人，参与贫困户则无偿成为新农商公司的“股东”，不仅享受优先收购等特权，同时还将获得公司的利润分红。[[15]]
以上三种精准扶贫模式，都是根据不通环境和条件提出，再具体借鉴时不能简单套用。陈晓琴、王钊（2017）指出精准扶贫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扶贫方式，重新认识和分析小农农业以及小农户的特点、潜力和能动性，充分利用国家的扶贫政策和项目支持，通过贫困小农户的生产劳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创新真正适合贫困小农户的长效脱贫机制——可持续脱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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