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关于资本结构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研究结论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企业的研发支出与资本结构呈现“倒U型”的关系；第三，企业绩效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非线性正相关关系。至今，关于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尚未形成统一定论，国内外一些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 国内主要研究：
（1）公司绩效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
张天龙、任金政（2009）认为，:企业价值的增量与资产负债率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即企业价值的增量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而减少;企业价值的增加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负债经营基础上才具有现实意义, 但过高的负债比率会导致企业价值为负值。[1] 李义超、蒋振林（2001）认为，在企业绩效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通过尽可能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以求实现提高企业绩效的目标。[2] 曾祥飞、季小明（2013）研究认为，企业的负债率越高，其研发投资的投入越少。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公司盈利能力具有正向影响。[3] 王棣华、张擎（2015）认为，一定范围内，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表示资本结构）越高企业绩效越差，资产负债率越低企业绩效越好；有息债务越多则企业绩效越差，有息债务越少则企业绩效越好。[4] 肖作平（2003）认为，资产负债率与公司价值成负相关，债务在公司治理中的功能是微弱的。[5]何平、陈守东等（2007）研究认为，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负相关，无息债务与公司业绩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有息债务与公司业绩负相关，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与公司业绩均为负相关，且长期借款对公司业绩的负影响更大。[6] 王芬、武广洁（2010）认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是负相关的 关系，上市公司的负债越少，其绩效水平越高。[7]戴珏（2013）研究认为，我国传媒业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负相关，企业的成长性与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8] 吕长江、韩慧博（2001）认为，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的获利能力负相关，高获利能力往往伴随着低负债率。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规模正向变化，企业规模越大，负债率越高。[9]
（2）公司绩效与资本结构呈非线性关系
曾富全（2009）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中研发支出与资本结构有显著的U型关系。当资产负债率低于某个阈值时，研发支出随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减少；当资产负债率高于某个阈值时，研发支出岁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研发支出与资本结构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0]杨楠（2015）认为，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存在非线性正相关关系，资本结构与技术创新能力的交互作用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11]郭延孟（2014）研究发现，资本结构与企业业绩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也不是通常所得出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呈现三次曲线关系，资本结构优化应以行业特征为基础。[12]王春峰、周敏、房振明（2008）研究认为，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间呈现出显著非单调的互相影响关系。于东智（2003）认为，债权治理在中国上市公司中表现出软约束的特征。[13]
（3）其他研究
阮素梅、杨善林（2013）认为，股权激励、薪酬激励与资本结构三者却形成了积极的配合效应，形成了“1 1 1 ＞ 3”的效果。三者的协调配合有利于上市公司绩效的提高。[14]廖勇（2002）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不能起到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 债务比例的增加而公司的绩效会下降, 出现这种现象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和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有着必然的联系,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企业破产机制不健全 , 债务触资起不到改善企业经营效率的作用；②我国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成本较低, 使企业过度的通过发行股票方式触资, 使企业的资本结构偏离合理的范围, 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与绩效的相关关系；③管理者选择机制尚不完善, 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15]周革平（2006）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缺陷，不对称信息、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有关；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缺陷，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观点：对资本结构的选择是一个包括各种权衡从而导致公司在各种筹资方式中形成常见择优顺序的动态过程。[16]席敏、蒋安玲等（2007）认为，公司的资本结构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影响, 对短期投资没有影响。当期的资本结构对当期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而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易受前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影响。[17]范文杰（2007）研究认为，公司的投资者通过对公司资本结构的主动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司经营者的投资行为。[18]
- 国外主要研究：
MM理论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无论以负债筹资还是以权益资本筹资都不影响企业的市场总价值。因为，如果企业偏好债务融资，债务比例相应上升，企业的风险随之增大，股票价格就会下降。企业从债务筹资上得到的好处会被股票价格的下跌所抹掉，从而导致企业的总价值不变。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筹资只改变了企业的总价值在股权持有者和债券持有者分割比例，但没有改变企业价值总额。[19]由于“MM定理”假设过于严格，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不能够达到，随着研究过程不断深入，学者们渐渐放宽MM理论的假设以提高其普适性。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将企业所得税考虑进入，认为在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下，负债会因为利息可以减少税收支出而增加企业价值，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有更多的可分配经营收入。[20]Miller将个人所得税因素考虑在内，提出米勒模型。他认为，个人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企业利息支付减税的利益。[21]Myers研究发现，企业负债由于利息税盾存在，可以带来收益，但也会因为利息等固定费用而带来破产风险，造成破产成本。[22]Solomon(1955)年指出，负债能力对公司财务决策的重要性。[23]Black and Scholes(1973)和Merton(1972,1974)分别推导建立了第一个理论上正确、应用上方便的期权定价模型，指出公司基础证券的期权特性。在资本结构决策利弊权衡中，破产成本属于或有成本，具有期权特性。[24]Brennan and Schwartz(1978,1984)采用期权定价方法进行了最有资本结构定量研究，但没有得出相应的决策模型。[25]Lemmon and Zender(2010)认为，融资行为差异主要是由企业负债能力差异导致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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