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中国，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由东向西呈梯度结构，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近年来经济、政治等不稳定的因素使得投资呈现低迷的态势，全球外商投资规模波动频繁，其流向呈现分化的趋势，但是中国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至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仍然呈现缓慢增长趋势。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
一、文献综述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问题，国内外文献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
有的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例如，Laura Alfaro等（2004）通过建立模型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会影响经济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外溢的利用。刘宏和李述晟（2013）通过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具有积极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和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动态的因果关系。许建伟和郭其友（2016）认为从总体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效应显著。宦梅丽等（2018）基于1979—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有的学者的结论倾向于否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E.Borensztein等（1998）认为只有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最低限度时，外国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才能提高。因此，只有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时，外国直接投资才有助于经济增长。Abdul Khaliq amp; Ilan Noy（2007）利用1997—2006 年流入印度尼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部门数据，在审查各部门的不同影响时，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很少产生积极影响，甚至表现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采矿和采石）的强劲负面影响。张瑜和王岳龙（2010）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必须与该地区的吸收能力相结合，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于津平和许小雨（201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挤出”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除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之外，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虽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为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持续的生产资源，但其中部分不可避免的非耐心投资却可能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形成不利冲击（随洪光、余李、段鹏飞，2017）。赵文军和于津平（2012）基于30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会带动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和升级。
上述文献中外商直接投资都是在总体上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其也在区域上影响经济增长。沈坤荣和耿强（2001）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在地区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并且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扩散效应的发挥程度与人力资本相关。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的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对外商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这与外商投资分布的不平衡密切相关。陈海波和张悦（2014）研究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本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会对本市的经济产生促进作用，也会带动邻近市的经济发展。刘晓玲和熊曦（2016）以湖南省为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而且短期效应比长期效应更加明显。Rafael Alvarado等（2017）对19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当纳入该区域各国所达成的发展水平时，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收入国家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影响，而在中低收入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不均衡也不重要的。这意味着除了高收入国家之外，外商直接投资不是促进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适当机制。
就目前的国内外文献来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通常采用不同的样本与实证分析方法，重点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某一个经济效应。实证研究大多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Slow，1957）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Romer，1986，1987；Lucas，1988）基础之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改变资本的数量和效率，进而带来经济的长期发展。高铁梅和康书隆（2006）通过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国内投资而言效率更高，单位投资的产出效率约为国内投资的2倍，产出的利润率也比国内投资平均高出3—4个百分点。姚树洁等（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比国内投资更能刺激生产效率，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外商直接投资会提高技术水平，使得国内经济达到更稳定状态。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则认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带来知识的溢出以及技术的转移、扩散和溢出。如陈继勇和盛杨怿（2008）通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确存在正向的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甚至产生逆向效应。马立军（2013）利用27个内地省份的数据评估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地区的技术进步，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作用，但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增加，会产生“锁定效应”，导致技术外溢渠道受阻，从而削弱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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