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或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薪酬激励、盈余管理和股价波动的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薪酬激励和盈余管理的关系，二是盈余管理和股价波动的关系。
(一) 高管薪酬和盈余管理的关系文献综述
关于盈余管理的动机研究主要集中在尚未成熟的研究早期。在研究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中，国外最早的代表作是 Healy（1985）完成的，他通过选取美国1930-1980年间 1527 个公司年度数据为整体样本，根据红利计划假设的三种情况，将其分成三组，用企业的年度应计收益额（企业的年度报告收益与经营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代替操控性应计利润，研究了奖金计划形式与盈余调整方向的关系。国内最早进行盈余管理动机研究的是宋建峰（1998），他提出了公司管理当局管理盈余的三个动机假设：公司管理当局自身效用最大化假说、违规假说和社会成本假设。之后，陈致平（2002）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盈余管理的动因可分为终极动因和中介动因两个层面，其中中介动因又具体分为筹资动因、避税动因、政治成本动因和债务契约动因。
王志超和王克敏（2007）基于代理理论分析框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LISREL模型，考察高管报酬与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性，并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经营属性导致的公司控制权主要拥有者差异，研究了高管控制权与大股东控制权对高管报酬诱发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最终得到结论：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制衡是改善高管激励契约功能、减少利益相关者自利驱动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关键。同样地，吴庆芳和喻凯（2011）同样采用LISREL模型，选取了我国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历史数据，并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检验高管报酬激励和盈余管理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报酬激励确实可以触发盈余管理行为。
魏刚（2000）对我国高管薪酬的实证研究拉开了国内对薪酬相关研究的序幕，作为开路者，这篇文献固然有其不成熟和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其研究意义依然值得肯定。鉴于2000年我国基本上没有形成上市公司的统计数据库，作者通过手工搜集并筛选出了约791家上市公司1998年的研究样本，通过统计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以下特点：货币薪酬偏低、形式单一、结构不合理、行业差异明显；高管薪酬中的长期激励——高管持股水平很低、“零持股”比例很高；在分析高管报酬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也只是作为企业的一种福利，而没有发挥其激励效果。胡阳、刘志远和任美琴（2006）研究也证明公司股权激励并未起到其长期激励作用，并建议如果高管持股数量能增加经营者持股金额与经营者年薪比例，经营者股权激励计划就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Jensen 和 Meckling（1976）的研究结论认为，可以通过提高高管持股比例、将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相挂钩等激励手段，使公司高管与股东两者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最终激励高管努力工作并实现股东财富及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李延喜、包世泽和高锐等（2007）考察了高管激励与可操纵性利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激励与可操纵性利润呈显著正相关。高管激励机制频频诱发高管进行盈余操纵，这表明我国高管激励机制的不健全与不完善，要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还需要设计具有激励效应而又不致引发恶性违法行为的薪酬契约。所以，要引入同时基于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的薪酬计划，将两种指标有机结合起来，提高薪酬的业绩敏感性。
(二)盈余管理和股价波动的关系文献综述
国外盈余管理对股价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在市场定价中的影响问题。早期的研究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不多，并且集中在盈余管理的动机、行为手段的研究，很少把股票市场的特征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相联系，将盈余管理与资本市场相联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发现盈余管理的存在开始，到研究盈余管理的效应范围，进而把盈余管理与资本市场相联系，以发现资本市场的价值规律是否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存在相关性。
（1）盈余管理的存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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