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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关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状况的相关关系 Clements 和Peter L Johnson(2000)运用CGE模型分析西澳大利亚90年代矿业对就业的影响,发现矿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占所有岗位的56.25%,西澳大利亚矿业的发展对就业增加有重要影响,就业与产业结构的发展息息相关。于晗(2015)运用灰色GM(1,1)模型,发现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吸纳更多的就业,但就业结构调整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作者对该现象的解释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和劳动力素质供需不匹配。 高鑫和王永平(2017)应用了比较劳动生产率,发现湖北省的产业结构 和就业结构发展不协调,近几年湖北省的重工业和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张,但就业率并没有相应的提高,并且廉价劳动力的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单良和张涛(2018)收集了31个省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发展历程,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两者发展最协调,而西部地区则严重失衡。 2.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就业的机理 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工资收入影响就业。Todaro(1969)认为,只有当非农业部门提供的薪酬比农业部门薪酬高时,才能吸引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福区也转移,这种收入差距越大,转移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越多,但是如果转移数量多于增加的岗位,就会产生失业现象。Paul Stoneman(1983)认为收入分配随着技术进步而变化,如果一个行业的需求收入弹性高,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带来需求的增加,行业的产出和就业吸纳能力也会随之增加。 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消费结构影响就业。Jorgenson(1961)认为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是消费结构变化。当人们对农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减少,对非农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时,根据供求理论,当需求大于供给,产品价格上升,受到利益驱动的工业部门生产规模扩大要更多的劳动力资源,于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石奇和尹敬东(2009)从需求结构的角度分析消费结构转变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分析过程,消费的需求结构被划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中,消费的产品主要是以食品为代表的生活必需品,与之相对应的产业结构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二个层级的消费结构则以电器等耐用品为主,相应地,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而到了第三层级,消费者更注重精神需求和自我提升,消费以娱乐、教育等为主,此时地第三产业成为了主导产业。毛克贞、宋长健和孙菁靖(2017)采用了1994年至2015年的数据,建立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模型,发现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在长期中存在双向影响关系,并且,与城市相比,农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较更大。 产业结构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就业。Aghion(1992)建立了技术进步下的失业均衡模型,发现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具有挤出和创造的双重影响。Pianta(1994)通过对欧洲制造业的分析发现,科技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复杂的。生产中的科技进步可以分为产品的创新和生产技术的创新两个方面,其中产品创新能增加就业岗位,对缓解失业问题具有积极作用,技术创新却加剧失业问题。杜传忠和许冰(2017)建立了从2000年开始的面板回归模型,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生产技术的指标,发现技术提高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地域性差异,在中部和东部沿海地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挤出效应,而在西藏、新疆等偏远地区,技术进入可以拉动就业。 产业结构通过劳动力素质影响就业。马力和张连城(2017)通过建立Mankiw-Romer- Weil模型发现,在工业化进程的后期,教育体制的改革推动就业结构向服务业就业为主转变,但这一传导机制在中国具有近7年的时滞性。 3关于实证的指标选取和模型选择 部分学者使用就业弹性来衡量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关系。石来斌(2017)发现北京服务业的就业弹性平稳增长,而上海和广州服务业的就业弹性则缓慢降低,说明北京服务业的整体劳动吸纳能力高于上海广州,这可能是与由于城市内部的行业更替造成的。而通过计算第三产业中各行业的就业弹性,又可以发现北京与上海同为金融业劳动力吸纳能力最高,广州则是餐饮业就业吸纳潜力大,这说明我国一线城市的经济部门结构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但这些一线城市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都具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大城市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趋于饱和。 部分学者采用结构偏离度来表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关系。王秋芳(2014)发现山东省主要依靠房地产和交通运输吸纳就业,但是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因此山东省第三产业的整体劳动吸纳能力具有不确定性。卢萌和聂延庆(2019)计算了河北省的结构偏离度,指出河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失衡的现状,并且认为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河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因此提出了在农村推广集约化生产和规模化生产的解决方法。谢君君(2018)计算了海南省1988年以来的结构偏离度,发现海南省服务业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比农业和工业都好,尤其是旅游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最高,但是海南省的高新技术人才数量和知识密集型企业数量不足,限制了服务业的整体发展,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计量模型方面,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测度产业结构的就业效应。熊思敏和朱轶(2009)采用DEA分析方法,测算三大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构建了科技水平与就业的交互效应模型,发现技术提高对工业部门的就业没有明显作用,技术提高对第三产业产生挤出就业的现象,整体来看,科技进步不利于就业,会引起结构性失业的问题。Borgersen(2016)建立了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将产业结构变动设为内生变量,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提高,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期生产水平提高与失业现象并存的原因,文章对此现象提出的解释包括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遗留和经济政策阻碍投资等,并对2020年欧洲战略的“一刀切”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要解决产业结构与就业的失衡问题。丁海燕(2017)建立了灰色关联模型,发现广东省的就业结构转变的速度比产业结构转变慢了六年,慢于全国平均速度五年,说明广东省的农业依然存在大量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餐饮和娱乐业的建议。郭将和李漆节(2017)对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状况建立了EG两步法检验模型,发现产业升级增加了江苏省工业部门和服务业的就业岗位,但对农业就业具有不利影响,并且,工业部门内部的行业更替,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减少,也造成了结构性失业的现象。胡玉萍和薛留根(2017)建立了就业和产业结构发展的艾奇森模型和对数变换模型,对现有的协调性衡量方法做了改进,使得两者协调关系的演变方向也可以被衡量,在现实运用中具有重要意义。孙雨露和李正升(2018)建立了云南省经济部门结构与就业状况的通经分析模型,发现两者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协调性,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而提高投资积极性和加快城市化进程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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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案(设计方案、或研究方案、研制方案)论证: (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关系实证分析 1.采用结构偏离度 根据公式:,计算出1978年-2018年三大产业的结构偏度度,分析各产业是存在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还是存在吸收劳动力的可能性。 2.钱纳里标准模式比较 根据钱纳里多国模型,找到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通过与钱纳里产业结构标准模式对比,分析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关系。 (二)产业结构对就业的影响实证分析 1.指标选取: (1)效率提升指标: 效率提升eff = 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使用单位产值能耗来衡量,劳动力投入产出效率使用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取两者平均数作为效率提升指标。 (2)结构变迁指标: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sec =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ter = 2.模型建立 由于就业效应包括就业量和就业结构两个部分,建立两个模型,分别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对两者的影响。 就业量用就业人数(E)衡量。 就业结构用Stru = 来衡量。 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原型,产出水平为Y,资本存量为K,加入以上指标,建立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模型:
为了减少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两式取对数:
2.平稳性检验: 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数据是否平稳,以避免伪回归的问题。当数据的检验结果为平稳时,采用格兰杰检验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当检验的数据非平稳时,并且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时,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探究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3.协整检验: 若数据不平稳,使用协整检验,检验回归方程所描述的因果关系是否是伪回归。 协整检验优点在于协整分析可以描述非平稳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的原假设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le;t个,其中t=1,2,3,4,5,6。若两个模型的检验结果都为变量之间存在ge;3个协整关系,则就业状况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强相关性。 5.回归分析 对就业量效应和就业结构效应的两个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拟合分析,寻找变量间的线性回归关系。 6.VECM(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VECM模型的结果,分别写出产业结构升级下就业量效应和就业结构效应的误差修正方程,寻找产业结构与就业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7.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数据平稳的前提下,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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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度安排: 2月18日-3月3日:上报选题,完成双选,下达任务书 3月4日-4月15日:收集资料及完成开题报告和详细大纲 4月16日-5月13日:完成论文初稿 5月14日-5月27日:修改论文,定稿 5月28日-6月10日:准备论文答辩,上传各种答辩资料 参考文献 [1] Aghion P, Howitt 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J]. Econometrica, 1992, 60(2):323-351. [2] Borgersen T A , King R M .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jobless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16, 28(4):520-536. [3]Chenery H B, S Robinson, M Syrquin.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68-72. [4]Clements K W , Johnson P L.The minerals industry and employment in Western Australia:assessing its impacts in federal electorates[J]. Resources Policy, 2000(26):77-89. [5]丁海燕.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分析——基于广东数据的实证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7(04): 93-95. [6]杜传忠, 许冰.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13). [7]高鑫, 王永平.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 当代经济, 2017(20). [8]郭将, 李漆节.江苏省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研究[J].技术与创新管理, 2017, 38(1):49-55. [9]胡玉萍, 薛留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测度方法的改进[J].统计与决策, 2017(09):7-11. [10]Jorgenson W.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J].Journal of Economies, 1961(11), 71. [11]Lewis,W Arthur.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0-22. [12]Kuznets Simon.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Structure and Spread[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140-145. [13]卢萌,聂延庆.河北省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及对策[J].当代经济, 2019(1):82-84. [14]毛克贞, 孙菁靖, 宋长健.基于VAR模型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变动度与经济发展[J].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2017:4. [15]马力, 张连城.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关系[J].人口与经济, 2017(2):77-89. [16]Paul Stonem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77-79. [17]Pianta M.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 in Europ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2(16):295-307. [18]单良, 张涛.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时空演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18(2): 39-49. [19]石来斌.“北上广”服务业就业弹性的比较分析[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01):69-73. [20]石奇, 尹敬东, 吕磷. 消费升级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J].产业经济研究, 2009, 2009(6):7-12. [21]孙雨露,李正升,李虹.云南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数量分析[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3(10):98-104. [22]Todaro M 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1):138-148. [23]王秋芳.山东省第三产业就业潜力分析——基于结构偏离度视角[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14(01): 34-38. [24]王开科.Ramp;D资本存量估计:1995~2017[J].税务与经济, 2018, 220(05):22-28. [26]谢君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关系——以海南省为例[J].开发研究, 2018, No.196(03):103-109. [26]于晗.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进趋势及预测[J].财经问题研究, 2015(6):26-31. [27]于刃刚.配第—克拉克定理评述[J]. 经济学动态, 1996(8):63-65. [28]朱轶, 熊思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就业效应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5):107-11. |
资料编号:[19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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