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服务贸易”一词较早出现在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中, 这份报告对即将进行的“东京回合” 多边贸易谈判所要讨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美国在《1974年贸易法》中首次使用了世界服务贸易的概念。在服务贸易名词出现初期对于服务贸易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如姜永凯（1990）说服务贸易是一国居民与另一国居民之间发生的以取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非实物交易活动, 包括海外投资、运输、旅游、金融等。[1]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对服务贸易作出了明确的定义, 服务贸易是指:(l)从一缔约方的境内向任何其他缔约方的境内提供服务;(2)从一缔约方的国境向其他任何缔约方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3)一缔约方在其他任何缔约方境内的通过提供服务的商业存在而提供服务;(4)一缔约方的自然人在其他任何缔约方境内提供服务。
国外学者关于服务贸易理论上的研究：齐格弗里德·舒尔茨（Siegfried Schultz,1984）认为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缔结时，几乎没有提及国际服务交易。当时，国际服务贸易问题并不重要。最初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阻碍边境贸易的措施上。[2]亨宁·克诺尔（Henning Knorr,1990）和安德烈亚斯·泰格（Andreas Tegge,1990）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讲应将多边方法视为服务贸易的理想长期政策。但在事实上，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利益的分歧，难以实现包含深刻的自由化规则的多边政权。因此，存在发展不协调的双边和区域安排网络的风险。因此他们怀疑这种政策将导致世界服务贸易市场的进一步扭曲。[3]卡尼尔P（Garnier P,1996）认为服务提供者的跨境流动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一些有技术且熟练地服务提供者出于个人原因进行跨境流动。另一方面，有一些熟练的临时移民在国外提供服务或在东道国定居或谋求就业。卡尼尔用亚太地区提供的示例来澄清了这些差异。此外，其研究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服务供应商的技能循环运动为国际迁徙提供动力，并成为在该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4]
国外学者关于服务贸易基于国别的对比研究与定量分析研究：弗朗索瓦·勒莫因（Franoise Lemoine,2007）和Deniznal Kesenci (2007)研究了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的制度政策来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分析，发现两国因为不同的服务产业政策与不同程度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导致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不一致。[5]Ying Chen（2016）运用TC指数研究了中国的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发现中国服务贸易具有竞争优势的是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6]Wendy Dobson（2007）分析了中国、泰国和拉丁美洲市场准入区别。中国是对国民待遇提前承诺，减少所有权限制，让本国企业对未来的激烈竞争有一个充足的准备期。[7]
国内学者对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杨颖（2001）借助贸易竞争指数，对我国服务贸易业总体及经选择的几个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得到飞速发展,但总体竞争力并不强。我国传统的服务贸易部门—运输服务的形势不容乐观。加人WTO以后,对我国服务产业冲击最大的除了通讯和计算机业外,还有金融与保险业。[8]李怀政（2002）认为人们常常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来思考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问题,但往往不能系统把握其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新特征,并相应制定科学的竞争战略。所以其分析了中国部分高等要素供给状况的国际比较、中国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出口与进口结构的国际比较，提出优化中国估计服务贸易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思路与建议。[9]蔡茂森，谭荣（2004）分析了我国服务贸易总量、各部门分布结构、逆差、出口竞争优势指数，并进行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与各部门显性比较优势分析。我国服务贸易排名虽然在2003年进人世界前十位,但总体发展状况并不乐观,要真正提高其竞争力,离不开服务产业的支持,同时要合理的开放服务市场,大胆在服务行业引入外资,融人世界服务贸易的大市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长足发展。[10]裴长洪（2013）研究了一国经济增长在增速与减速的不同背景下，进口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一般规律，以及两者间相互关系发现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存在着明确的正向关联性。[11]王丽荣，沈雨彤，沈小瑞，谢陈晶（2016）通过实证分析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服务业发展水平、收入水平、货物贸易出口额、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等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都会产生动态影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冲击震荡较大。因此，政府在引资政策上应适度向金融服务业倾斜，加大对金融服务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其利用外资的比重和质量，同时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12]李文秀，刘艳，马鹏（2017）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 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算了 1995 － 2011 年中国服务业整体及不同要素密集度类型服务业进口的国别( 地区) 结构，并与传统总值核算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且考察了不同国家( 地区) 服务业附加值贸易与服务贸易及货物贸易的关系。得出结论我国应加大服务进口溢出效应的扩散力度、适当扩大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加大科技创新，改善服务进口质量。[13]刘洪铎，陈晓珊（2018）借鉴Kumbhakar 和Christopher（2009）、乔晶和胡兵（2014）的做法，研究了中国跨境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现状并分析其潜力，发现中国跨境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潜力存在明显的不足。[14]
国内学者对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国家比较研究：谭晶荣（2006）对中日韩三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现状及其服务贸易竞争优势进行分析，通过三国的服务贸易RCA指数和TC指数发现三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力不相上下。[15]缑先锋（2010）从服务贸易现状、服务贸易结构、服务贸易竞争力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了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并从日本服务贸易发展策略中吸取经验与启示。[16]曹标（2012）通过分析中日韩三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比重和消费性服务贸易比重来对三国服务贸易结构进行分析。[17]李爱文，肖雅（2014）围绕21 世纪以来中日服务贸易的贸易结构的现状、演变及特点进行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测定两国在服务贸易中各自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为进一步推动两国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18]桑百川，郑伟，谭辉（2014）分析了金砖国家服务贸易的构成并进行了竞争力比较。[19]武俞辰，赵景峰（2017）依据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2005-2015 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与金砖国家服务贸易的互补性与竞争性。[20]赵进东（2018）通过对中欧服务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的TC指数、CA指数和ESI指数测度进行分析，得出中国与欧盟各自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行业并提出建议。[21]
史自力，谢婧怡（2007）选取了1982-2005共24年的数据作样本，以各年国际服务贸易出口额表示量化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历年第三产业GDP、历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历年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额为解释变量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多远线性回归分析。[22]李杨，蔡春林（2008）选择服务贸易规模作为变量, 自变量为服务业发展水平、货物贸易额建立模型研究服务业发展水平与货物贸易额对服务贸易规模的影响。[23]易行健，成思（2010）利用我国1984～2008年的年度数据，选取人均国民收入、货物贸易出口额、货物贸易进口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汇率，共9个解释变量研究这九项因素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24]韩文丽，李玲慧（2011）选取1978-2008年这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数据，以服务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为被解释变量，以第t期人力资本状况、第t期城市化率、第t期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来验证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对服务贸易发展与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25]李晓峰，姚传高（2014）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2000—2011 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中学入学率、 城镇化水平、 人均 GDP、货物贸易出口额、 第三产业产值、 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影响因素研究其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情况。[26]
（二）研究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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