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储蓄（Saving）是未花费的收入或延期的消费。个人（及家庭）自愿将其部分收入不用于消费，而是积累起来。储蓄的方法包括将钱放在例如存款、养老金、投资基金或现金中。[1]就个人理财而言，储蓄通常是指对货币的低风险保存，例如存放在存款账户中，相对于投资而言，风险低收益低；在经济学上更广泛地讲，它指的是不用于立即消费的任何收入。
储蓄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课题，研究的方向包括但不限于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等。其中居民储蓄样本最大、受影响因素最多，各国学者研究的方向和结果受国内与国外的社会制度、传统习俗影响，各有千秋。
国外学者对各个国家储蓄率影响因素都有研究，下面列举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成果。Niculescu-Aron和Mihăescu (2012) 研究了日本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受老龄化影响，日本人口年龄结构有其独特性。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可以解释家庭储蓄率变化，日本人口快速老龄化是导致日本居民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并且未来预期仍维持这种负向作用。[2] Mendershausen (1940) 的研究发现, 居民储蓄率与城镇规模有很大关联。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城市的居民储蓄率显著低于中小城市。[3] Serah Shin等人（2019）认为，针对农村居民的储蓄，狭窄的框架是个人储蓄决策的基础。当将狭窄的框架应用于退休储蓄决定时，狭窄的制定者倾向于在不考虑未来消费的情况下做出关于当前消费的决定，即为退休中的消费储蓄。[4]Lugauer等(2017) 将中国家庭少儿抚养负担量化为养育子女数量指标, 研究发现该指标负向影响家庭储蓄率, 儿童是中国家庭储蓄率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5]Modigliani和Cao（2004）用中国家庭1953-2000年的家庭储蓄率数据，发现家庭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口负担、通货膨胀率也对家庭储蓄有显著正相关。[6]上述文献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列举了部分影响因素，因本文研究对象为杭州市居民的储蓄影响因素，下面对国内的情况进行展开。
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并且持续上升，因此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影响中国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其中“预防性储蓄动机”是众多学者在研究时会考虑的因素，即教育、医疗、住房改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这些因素会影响人们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的预期，从而影响居民预防性储蓄。[7]赵振翔，王亚柯（2019）利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倾向评分-双重差分方法分析购房行为对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他们得出结论，购房是影响储蓄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购房前消费有所降低,但购房后消费反而有所增加,购房后家庭的储蓄相对未购房家庭有所降低,而风险资产投资相较家庭储蓄降低幅度更大。[8]鄢峰波选择实际利率和社会保障水平两个控制变量，通过多种模型比较得出，收入确定性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社会保障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反而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9]以上的研究论证了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但储蓄动机并不仅局限于预防未来。
除预防性储蓄动机外，还会有一些社会性动机，如宋全云等人（2019）探讨了居民金融知识储备量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基于2013年和2015年两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显著提高了家庭的消费支出和消费倾向，并且影响了家庭储蓄率。[10]徐丽芳等（2017）研究了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对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的影响，并采用1973—2005年世界银行的跨国数据进行动态面板回归分析，发现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 储蓄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提高, 而当金融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 储蓄率则随之下降。[11]胡梅芹（2006）除了提到居民收入、心理预期、收入分配之外，还额外提出了市场上的投资渠道和消费行为对储蓄的影响。[12]姚东旻等人（2019）以汶川地震为例,综合使用广义分位数回归法和合成控制法研究发现:地震后,灾区城镇家庭做事集中度会更高，更有认知判断能力，最终使得时间偏好增强,储蓄增加。[13]
（二）研究主要成果
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个流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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