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献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成立了诸多涉及藏传佛教研究的单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中华全国西藏佛教研究会(1979年在北京成立)、西藏社会科学院(1978年到1985年在拉萨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986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1987年在北京黄寺成立)、甘肃藏学研究所(1988年甘肃夏河县成立)、西藏艺术研究所等；另外此时期诸多民族院校也纷纷成立了一部分民族、宗教研究所也是此时藏传佛教研究的主要阵地，如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为我国藏传佛教事业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代表着我国藏传佛教研究事业又迈进了一步，逐渐走入了正轨。此时期关于藏传佛教研究的刊物较多，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7]、西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藏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藏学》以及各民族大学、高校主办的学报、院报等。
此时期的藏传佛教研究成果颇丰。历史方面，王尧撰写的《吐蕃佛教述略》、王辅仁撰写的《西藏佛教史略》、李安宅撰写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12]、李冀诚撰写的《藏传佛教》、班班多杰撰写的《拈花微笑》是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研究历史方面的精品之作。王尧撰写的《吐蕃佛教述略》一文“利用藏文资料，从佛教的传入、佛教的建立、兴建桑耶寺、七觉士僧团的出现、佛经翻译及三大目录形成、佛苯斗争、顿渐之争等七个方面论述了吐蕃佛教，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即全面又系统的介绍了吐蕃佛教史。”王辅仁撰写的《西藏佛教史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简明通俗的文字勾勒出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并且涉及到了藏传佛教义理、文化、师承源流、仪轨等内容。
宗派、哲学研究方面，此时期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和著作，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才旦夏茸教授撰写的论文《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辨析》、周润年撰写的论文《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封号及转世年谱》、房建昌撰写的论文《藏传佛教噶举派形成史》、 《止贡噶举派在西藏的兴起和发展》、蒲文成撰写的论文《藏传佛教宁玛派在青海的传播情况》、措如次朗撰写的《噶举派史略》 、《宁玛派史略》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的上乘之作，值得关注。另外此时期宗派研究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藏传佛教觉囊派研究的诸多著作，如蒲文成撰写的《觉囊派通论》等，纠正了以往藏传佛教研究中关于觉囊派存续问题的错误认识。此时期班班多杰撰写的《藏传佛教哲学境界》、《藏传佛教思想史纲》是研究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方面的重要书籍。
密宗研究方面，尕藏加的《人类奥秘大开放——藏传佛教密宗》 、《藏传佛教神秘文化——密宗》、邱陵的《藏密心要十讲》、东主才让的《藏传佛教密宗奇观》、索南才让(许德存)的《西藏密教史》都是此时期密宗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作品，另外吕建福撰写的《中国密教史》详实的介绍了中国密教源流，其中对于藏传佛教密宗的介绍也较为详实，值得学习参考。但是由于密宗仪轨的神秘性以及秘密的传承方式等原因，藏传佛教密宗研究一直都是藏传佛教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藏传佛教研究的诸多藏文经典在此时也得到了很好的翻译(汉文)，诸多经典译著为后来中国藏传佛教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刘立千先生1980年在其译著藏传佛教史名著《土观宗派源流》初稿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校对翻译，使之流传至今，成为了藏传佛教研究的必读著作之一；郭和卿先生译著的《布顿佛教史》、吴均等人译著的《安多政教史》等等诸多著名藏文文献，都是此时期藏传佛教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为后来藏传佛教研究者解决了藏文局限问题。
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是藏传佛教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深具现实意义。此时期发表的一批关于藏传佛教与政治研究的论文、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东噶·洛桑赤列教授撰写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这部论著“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藏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在藏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为藏族科研队伍或科研人员开创了一条科学的、新的研究路子”。另外还有张羽新撰写的《清代喇嘛教碑文辑注》、《清政府与喇嘛教》等、蔡志纯撰写的论文《蒙古喇嘛贵族形成初探》、陈庆英撰写的论文《简析元代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丹珠昂奔撰写的论文《藏区寺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改造》、罗润苍撰写的论文《西藏佛教史上的政教关系》等。
总体来说，20世纪80、90年代是藏传佛教研究在文革十年以后的恢复、发展时期，科研人员辈出，著述丰富。从出版的书目索引来看，除了大量纯学术性的研究著述以外，还出版了大量介绍藏传佛教文化方面的书籍，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较多，它们大多通俗易懂，极富于趣味性，对于藏传佛教文化的弘传起了巨大的作用。虽然此时期的藏传佛教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我们也要看到此时期的藏传佛教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深思。
国外文献综述：从17世纪起，欧洲的探险家和传教士历经艰辛，涉足西藏高原，一睹雪域风彩，探究神秘文化。 有的人深入寺院、庙堂，访师学法，亲自实践密法，开始了藏传佛教研究工作几百年来，涌现出了许多国际知名的藏学专家，像匈牙利的乔玛、意大利的图齐、德国的霍夫曼等人的研究成果，如《对甘珠尔的分析和丹珠尔内容要略》、《西藏画卷》、《西藏的宗教》等学术专著受到藏学界的高度重视。 迄今国外藏传佛教研究日新月异，欧、美、亚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藏传佛教早在1000多年前就与中原发生了联系。 7世纪，文成公主进藏带入释迦牟尼佛像，从此汉僧不断进入西藏，从事译经弘法活动。 8世纪，吐蕃派往唐朝取经求法者将大量汉文佛经带到西藏译成藏文，禅宗僧人摩诃衍那在西藏宣传「顿悟成佛」 思想，极短时间内吸引了不少王室成员，势力发展迅猛，并且对西藏的亲印派构成了威 胁。 为了缓和佛教内部激化的矛盾，树立中观正统思想，赞普主持召开顿渐辩论会，以此方式迫使汉僧退回中原。 13世纪起，藏传佛教开始了大规模的东传，历经元、明、清三朝，在内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仅限于统治阶层，可以说是统治阶级很大程度上处于政治考虑，根本谈不上从学术角度对藏传佛教加以研究。 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藏族高僧到内地弘法，藏传佛教逐渐被人们了解。 二、三十年代，大勇法师的赴藏学法团和西康藏族高僧到中原传教，逐渐开始了对藏传佛教的介绍和研究活动。 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成立，既造就了一批藏学研究人才，也把这一研究推向了高潮，《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一批藏传佛教的佛学名著被译成汉文，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新的成果不断问世。 40年代后，法尊、吕澂等人撰写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在学界反响很大。 60年代，王森先生撰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奠定了现代藏传佛教史研究的基础，深受藏学界重视。 张建木、郭和卿等人也译出了一批藏文史学名著。
20世纪至今，美国藏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对藏区的接触和初步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外交官兼学者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著有《喇嘛之国》、《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清朝的关系》和《1891－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法集要颂经（Udanavarga）――佛教大藏经偈颂选集》、《佛陀的生平与他的指示、仪式的早期历史――来自甘珠尔和丹珠尔的藏文作品》等。194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费迪南·雷森（Ferdinand Lessing）出版《雍和宫：北京喇嘛庙的一个肖像研究――喇嘛教神学和教派、崇拜考》；后来，他与阿勒克斯·韦曼（Alex Wayman）合作，对一部重要的格鲁派密宗经典的德格版译本《的佛教密宗根本》进行了对勘。博物学家兼探险家洛克（J.F.Rock），其代表作《中国西南部的纳西古王国》（1947年）涉及藏学。1942年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之孙伊利亚·托尔斯泰（Illiot Tolstoy）和探险家布鲁克·多兰（Brook Dolan）进藏，1949年5月，托玛斯父子入藏。第二阶段（1950－70年代），政治上直接插手西藏事务，学术上开始真正研究，对西藏有了初步认识。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达赖喇嘛及大批藏人流亡国外。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一方面积极支持西藏研究，在流亡藏人的协助下，设立了一批西藏研究机构。流亡藏人带走了一批藏文档案、典籍和文物，后来一些人经由印度或欧洲辗转前往美国讲学或定居，为美国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方便，藏语和藏传佛教课程得以在美国的许多大学开设，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藏学研究，加深了美国学者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这个阶段以1972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界标，可分为两个阶段：1959－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1973－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60－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美苏关系缓和、中苏分裂、越战失败的震荡、中美关系正常化，政治上西藏成为“冷战的孤儿”，但是在学术上美国政府依然支持中国研究，当然也包括西藏研究。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的政治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美国学者不能进入藏区，因而其对西藏的认识和藏学研究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第三阶段（1978年以来），美国藏学研究兴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中美建交，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美国学者可以自由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或与中国藏学同行进行交流，这为美国学者认识和研究西藏提供了机遇和条件，美国学者对西藏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1989年以后，东欧发生巨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客观上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世界逐渐形成一超多极格局，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发生“六·四风波”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不仅从经济上制裁中国，而且在政治上利用人权、民主等手段压制中国。这样的国际形势，对美国学者研究和认识西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第一次可以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美国人对西藏的认识逐步深入，美国学者开始对西藏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美国藏学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国外藏学的发源地欧洲。
四. 研究方法
-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方法之一。在研究开始前，通过学校图书馆、人文院资料室、各种学术期刊网站、图书馆借阅等渠道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检索、搜集和阅读以积累论文写作所需要的材料。 对有关文献进行分析整理或重新归类研究的构思。研究设计首先要建立研究目标，研究目标是指使用可操作的定义方式，将课题或假设的内容设计成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可以重复的文献研究活动，它能解决专门的问题和具有一定的意义。
- 实地访谈法
对林芝地区老年人，僧人，活佛等人进行访谈调查，对于青年学生进行对佛教了解程度的访谈对话，对不同年代的人分别进行调查并分析当下林芝地区人民对于藏传佛教传承与代际的程度。提出所存在问题，应当如何应对等。
五. 参考文献
[1] 二世敦珠法王 2001，《藏密佛教史》，西藏藏文古籍出版
[2] 杨贵明，1992， 《藏传佛教高僧传略》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刘海叶，2004，对藏传因明传承与发展的省思》西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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