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的问题是，教育在其现有结构内，是否能够充分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
如果按上述方式处理，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且无法让你远离麻烦。回答“是”或“否”
只可验证问题的前提，问题就在这里。我想强调并且反对这其问题中隐含的两个假设。
首先，把现在（和不久的将来）描述为信息时代：这里隐含着这样一个概念，即现在是某种意义上的完全不同的，完全没有联系的，任何时代都被认为是过去的老旧的，它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需要”，要求我们抛弃了一切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关于社会世界的运作方法。是的，信息技术现在渗透到工业化国家的生活中，改变了我们追求许多目标的方式，答案是在网上寻找的，而不是在公共图书馆，青少年对话通过即时消息（短信）而不是电话，“安全”指的更多是阻止电子入侵者，而不是阻止真实的窃贼和间谍等-但这些变化到底有多大多深入？在如此明显巨大的信息洪流之下，隐藏着什么？
英国学者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和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曾多次提到这一主题。(例如，参见他们1999年出版的《科技文化时代》(Times of thetechnology culture)-书，尤其是第4章。)信息时代的主题告诉我们，一切都已改变，但在如同流动的无重量的薄纱的信息之外，仍然有富人和穷人，有权势的和被边缘化的人，有特权的和被排斥的人。努力塑造未来的区域可能已经转移到不同的领域，但风险和以前一样大。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不会因为你工作的领域变换而保护你的工作，不会偏移种族歧视警察的子弹，不会替你负担你无法承受的手术费，不会帮你驱逐占领领土的军队。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全球信息流来定位其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工厂，执法机构利用该信息流来构建和分发他们的资料，HMO的这样做是为了控制医疗实践，武装部队跟踪和限制被占领的地区。同样的信息流，当然，也为那些致力于改变的人提供了新的资源，但是哪一方在利用现有资源方面处于更好的位置呢?
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发表的文章《虚拟信息》(Mythinformation)中，挑战了仅仅是新技术的出现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公民参与和资源获取方面的巨大进步的荒诞说法。他列举了一些支撑这一观点的关键谬误:(1)人们缺乏信息;(2)信息即知识;(3)知识就是力量;(4)增加获得信息的机会可以增强民主，使社会权力平等(Winner, 1986, p.108)。信息——原始数据和事实——只有通过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由某种情报形成，并以某种目的收集起来，才能构成知识。知识不能构成思想，更不用说智慧了，除非它被进一步消化和思考。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力量，但知识(更不用说信息)不是。想法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公共事件。有大量的原始数据，如此之多，以致于它会阻碍对操作性思想的认知和把握。信息不能代替那些使人们能够了解社会世界的思想。给世界带来变化也不够——这种能力取决于:有组织的行动。
早在现在这个有时被嘲笑为“工业时代'或'第二波'经济时期，我们就明白，学生需要的是好好思考、深入阅读和倾听，以及提出批判性问题，阐述观点并清晰地表达出来。我们认识到，他们将成长为一个以利益冲突和观点竞争为特征的世界，他们将需要理解混乱。并有效地行动，使他们所继承的世界更接近他们所渴望的世界。信息时代改变了这些吗?当然，学生应该熟练地运用信息技术，特别是在服务于这些目的方面。但是我们不能让手段取代他的目的。重要的是，教育仍然应该关注的是，那些技术技能的用途。
兰登.温纳再次说道:“信息=知识=权力=民主这个公式缺乏实质内容。每一个错误都源于相信计算机化将不可避免地使社会走向美好生活。而且没有人需要再干涉出力，甚至不需要动脑。
除了争议宣称所谓的信息时代是彻底与旧时代分离,赢家（Winner）的最后一个评论也强调了问题中嵌入的第二个假设:科技决定论，这个想法具体就是技术变革单方面的,无法抗拒,没有商量余地的推动社会变革走向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问题假设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机构(包括学校)提出了不可调和的要求。这也是一个荒诞的说法，它的作用是掩盖了社会进程，而社会进程实际上是导致变化的原因。技术本身改变不了什么，想要有影响力只有通过人类自己的决策选择，例如要开发哪种技术，如何设计他们，以及如何实施如何使用它们，决定反映了政治、文化、和强大的机构和特权集团的经济利益,和同行的反对力量。技术决定论的谬论掩盖了这些社会过程，并将变革归于技术本身，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强者不受问责，也阻止了弱者不参与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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