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杭州国货运动周研究文献综述

 2022-08-30 10:36:54

1929年杭州国货运动周研究

摘要：国货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众抵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一种爱国运动，也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运动。1928年孔祥熙任工商部长后，国货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年，政府发布通令，明确提倡国货。杭州市政府在接到上级命令后主持开展的杭州市国货运动周是浙江省参与国货运动的具体体现。本文在文献法的基础上，从杭州市国货运动周的筹办、宣传等工作入手，对杭州市国货运动的特点和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杭州市国货运动周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性、政府地位十分突出以及与西湖博览会紧密结合的特点。杭州市国货运动周促进了国货行业技术的改进，激发了市民的爱国热情。

关键词：国货运动周；杭州市政府；西湖博览会；反帝爱国性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上时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生，由抵制洋货运动所带来的国货思潮为之后国货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1]。对于中国近代国货运动的研究，学界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现就国内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进行整理。

（一）20世纪初期的国货运动

潘君祥（1992）[2]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直接导致的改易服式活动触发了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学界对20世纪初期国货运动的研究主要以五四前后为主。同时，此时的国货运动大多是由于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等所引发，具有偶然性[3]。如赵纯清（2007）[4]认为1915年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推动了国内人民反“二十一条”的斗争。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这一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达到高潮。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得日本获得山东半岛的权益，是这一时期抵制日货运动的最主要原因。五四运动后，抵制日货运动也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如刘达成（2009）[5]、肖忠生（1999）[6]、曾成贵（2003）[7]、朱英（1999）[8]都提到五四运动时期，在云南、福州、武汉、上海等地的爆发的抵货运动，探讨了当地或当地商界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二）二、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

学术界对二、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研究较多，成果颇丰。在研究过程中，对三十年代国货运动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二、三十年代国货运动的探讨，主要是对国货运动失败原因的探讨以及部分地区国货运动的研究；二是对商会等团体的研究；三是对三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国货年”运动的探究。

1、关于整体国货运动探讨

钱小明、程麟荪（1984）[9]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国货运动”做了简要的概述，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破坏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造成中国近代国货运动无法改变外国商品占据我国市场状况的主要原因。吕建云（1991）[10]对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做了整体的概述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从生产力水平、资金、农业经济和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入手，认为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是导致国货运动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

关于地方性国货运动的研究主要在上海、广东、湖南等地。张耀民（1988）[11]对1925年上海抵货运动的得失进行分析。胡颖（2015）[12]对1925年五卅惨案后爆发的上海抵货运动做了详细的阐述，认为上海抵货运动对英日货品的抵制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运动开展到后期，困难不断，尤其是政府的态度变化等原因，使得抵货运动最终衰败。值得一提的是胡颖在文中对抵货运动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内因与外因的分类，往常学术界更加关注的是外因，在文中，胡颖认为抵货运动对市民生活造成不便也是其衰落的原因之一，值得探究。Karl Gerth(2004)[13]在其著作中以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地区的抵制日货运动为切入口，展现中国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相互影响。其独特的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视角，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沈成飞（2006）[14]认为1931年广州国货运动受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大，国货运动和节约运动并举，使得此次国货运动有着特别的意义和影响，但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过于强硬，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孟蕴（2013）[15]认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省的国货运动在政府、商人组织团体等的积极活动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同时民国经济自身的种种弊端以及时代的复杂性，使得国货事业前进的道路举步维艰。李斌（2008）[16]认为湖南国货运动促进了近代湖南工业、经济的发展。李斌（2011）[17]在上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近代湖南国货运动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性、学生参与方式的多样性、工商团体组织参与的积极性以及政府注重发展实业的引导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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