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真相时代舆情反转的形成机制及对策——以“重庆公交车坠江案”为例》的文献综述
一、后真相时代的概念、特征及舆情场的特征
- 后真相的概念
“后真相”源自政治学范畴，2016年岁末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被视为“后真相政治”的典型表现。在政治学中，后真相是指政客为了获取政治选举成功，一味地迎合大众情绪和心理而忽视真实情况，并从大众喜恶角度制造假新闻、攻击竞争对手以博取同情和支持。随着相似事件井喷出现，“后真相”一词脱离原生话阈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议程中，在政治、传媒、经济、国际交往中“后真相”频繁出现。《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选为2016年年度英语词汇，对其进行如下定义：“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翼青在《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一文中指出，后真相并不代表不存在真相，也并不完全是拒绝真相和篡改真相，更不代表大家不表达对真相的呼唤，而是真相在人们的观念序列中实际上变得次要了。证据、事实和真相不再能够左右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而是被迫将这一大权让位于情绪、感觉，和那些迎合大众的立场与观点。大家关心的不是准确无误，而是关心陈述是否有诚意，是否有温度，是否符合人之常情。
2.后真相时代的特征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翼青在《后真相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中提出后真相时代特征是：一方面，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在社交媒体出现以后，由于观察到了来自其他个体的多元化观点和不断曝出的新线索，公众对于专业新闻业是否能够核准事实和传递真相的怀疑开始急剧地显性化，各种对权威怀疑的声音和细节不断涌现，热门新闻常常在情节上不断反转。“反转新闻”已经成为否定大众传媒具有界定真相的权威和有能力揭示真相的最佳明证。另一方面，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关系变得飘乎不定，公众与传播者之间的关系变得空前复杂。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在现代性社会中，公众的日常生活与传媒报道的新闻之间多没有直接关系，是否真相并不见得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因此是否掌握真相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重要。
3.后真相时代舆论场的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彪在《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中指出后真相时代舆情已经从以往单纯的信息流动的事实传播 1.0时代，转变为以情感传导和关系嵌套的复合传播2.0时代。表现为六方面：舆情本体 ：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论”转为“群氓为情感的困斗”；场域结构 ：从“两个舆论场”到“网络社群巴尔干化”；话语表达机制：从“广场式的众声喧哗”到“客厅式的窃窃私语”；权力主体：从“技术—公权力两方角力”到“多元力量纠结对决”；网民主体：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偏见共同体”与“行动共同体”；网民行为模式 ：从“围观—较真”模式到“应激—遗忘”模式。
二、舆情反转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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