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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背景及意义
- 选题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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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背景及意义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评语是:建立了极尽繁复又至为简约的叙事形式。通过塑造两个以“出走”和“还乡”为人生历程与命运逻辑的人物，形成了深具文化和哲学寓意的对称性结构，在行走者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缘起缘尽中，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的分析。新时代以来，西方思潮广泛影响着我国的方方面面,作为20世纪西方影响最广泛的哲学思潮——存在主义，在中国文坛就曾引起过阵阵热潮，产生了一批关注“人的存在”问题的作家,刘震云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开始在写作中、文章里强调以人为中心,研究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一句顶一万句》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关注平民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态度,采用简单易懂的平民化语言，从日常生活的琐细事物中挖掘出平民的精神世界。让我们读者看到了刘震云先生对于精神世界探寻的努力,对平民沟通问题的深入探讨——所有人都是孤独的，他们都在不断找寻能够与自己说得着的人，这便是“中国式孤独”——无人诉说的孤独，即中国平民精神的现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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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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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可分为外在孤独和内在孤独,外在孤独是人际交往的匮乏导致的表象孤独，内在孤独是精神的孤独，是真正的孤独。在中国古代，外在孤独的人物不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的屈原是孤独的，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独自展翅翱翔在天空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孤独。他们都是看起来孤独，但内心却是充足的、没有孤独感。虽独自一人,却能以傲世独立的姿态藐视众人、自由豁达,他们注重的是自己的内心。而在刘震云先生的《一句顶一万句》中,人们恰恰相反，往往忽视自己的内在建设，只外在地找寻消解孤独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从文章中的人物形象、叙述语言入手，具体探索“孤独感”的存在和体现，看一看底层社会的人群的认知世界，以及对平民精神世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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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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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震云先生的《一句顶一万句》文本的赏析很多，有对文章的文学言语学解读——无根者的孤独与言说，有对文章精神分析——孤独与寻找，有对文章文学描述中的社会底层精神状态的分析，等等。相关研究很多，但是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与中国孤独的描写结合的对比却很少，大部分研究者关注到了文章本身的意境、混沌，却忽略了作者写作的视角，与其他作品不同，本文以存在主义哲学为视角来描写中国平民的孤独,同时也 为我们开启了发掘平民精神孤独的，不同于鲁迅俯视的另一视角——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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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
- 国内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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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
黄培培的《说“中国式孤独”：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认为，文章借杨百顺和牛爱国寻找“说得着”的故事和“喊丧”“社火”“喷空”等带有地方色彩活动，展现国民“说不着”的困境和对“说得着”的寻找，描画了国人孤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困境。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国传统的文化是世俗的,不依赖于彼岸世界,现实世界是唯一的存在。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人与世界存 在三种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类的所有问题只能在这个世界解决,我们只能依靠自己,交流和倾诉的对象只能是人,如果找不到“说得着”的人,个体必然会陷入孤独。而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多了说话和倾诉的对象。神是宽容的,被视为永恒的绝对倾听者，他无处无时不在，关照着自己的子民。因此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倾听者永远在位。即便人和人之间来往不多,“说得着”的个体缺位,因为有神的存在,他们并不孤独。西方宗教文化中倾听者是神,中国文化倾听者是人。而人神的最大区别在于,“神的嘴是严的”,不会将人的罪孽或抱怨诉诸他处,所有的一切在他那里终止和消解。 而人则不同,只有找到一个“说得着”的人,才能放心大胆地吐露心声,否则“说话”是会带来困境和灾难的。因此发现这种“孤独”是中国传统世俗文化的产物,源自民族文化的底层，所以称之为“中国式孤独”。
蒋金道、崔江曼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人物孤独的原因》中将造成孤独的原因归纳为四个方面：历史文化的因素，性格的特征，精神的匮乏以及生存的无目的性。认为孤独如影随形，我们无法摆脱、无处躲避,没有人能逃脱孤独的痛苦,孤独不是永远,却是一种必然。
杨文忠在《“话语”的真相与“中国式”孤独》中说：“刘震云于整部书中都在探讨着“说话”这一生活中最简单却又最本质的话题。但他关注说话，并不是纯粹关注人们在生活中说了一些什么话，而是“说话”与人的生存关系。而这就触及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真正孤独的原因：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而这种孤独感就成了“中国式“特有的孤独。刘震云也似乎希望借小说“说话”的力量，将百年间的人生与世态的本源揭示出来，希望深陷在“孤独”中的人们能够找到自我“孤独”的根源，并将自己从话语间的缠绕厮打中解放出来。
杜文博、杨涛、陈镭都在自己的文章中对于《一句顶一万句》的乡土叙事方法进行了阐述，认为有别于传统乡土小说的叙事风格，不再依托历史叙事，而是通过荒诞的人物、经历和语言消解了长期存在于乡土小说中的历史因素。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更为真实、更具原生态的乡土画卷，深刻体现了刘震云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故乡的神话”的坍塌后,试图通过叙事方式的改变来修补矫正小说精神世界与写作手法复杂性与相悖性的有力尝试，同时更具现代化。
王玲玲在《文学描述中的社会底层精神状态——以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为例》中提出小说，通过跨越半个世纪的两次“寻找”活动， 反映了中国底层百姓真实的生存感受。在其层层叠叠展开的描述中彰显着底层大众的需要和追求、欢乐和痛苦、认同和取向。透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中国社会底层百姓贫瘠、朴拙却又错综复杂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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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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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提倡的人的自由是绝对性的，因为人生来是孤立无援的，只能通过自由选择来承担自己命运的重担。就是说人可以自己选择生存的方式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像作品中荒诞的现实与孤独的个人是类似的，但是每个人追寻孤独消解的方式是不同的，结果也不尽相同。萨特曾说,“他人是地狱！”他认为这句话包含三层意思：首先，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那么他们便是你的地狱；其次，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对你的判断，那么他人对你的判断便是你的地狱；最后，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那么你也是自己的地狱。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意识到“他人是地狱”，他们把自己内心孤独的消解方式只寄托于外在的找寻，希望在与别人的相知中得到解脱，没有正确对待他人。其次，他们也没有正确对待别人对自己的判断，杨百顺和牛爱国去寻找自己的妻子都是因为别人的看法。作品中的人物对外在的过度执着导致他们陷入更虚无的困境，更没办法摆脱自己内心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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