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近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家陈忠实的小说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关注和喜爱，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人员的重视。他的小说如《白鹿原》等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同时，在国内外也兴起了白鹿原研究热，众多学者对其乡土意识、叙述艺术，人物形象等各方面对其小说进行研究。
笔者主要从分析主人公白嘉轩生活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的特点，以及作者创作该形象的意图三个方面来分析白嘉轩的形象特点和创作意义，并分别从倔强固执的性格特点、仁爱宽厚且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讲仁重义的高尚品德、人际和谐的处世之道四个方面，不同角度地对该人物进行剖析，以此来更加深入了解该形象塑造的意义，从而从更高层次地把握作品主人公的形象特征。
这些文献主要从小说本身、作者的个人经历、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研究者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情感关照等方面对作品中的人物、人性等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朱言坤在其著作乡贤·乡魂·乡治——《白鹿原》乡贤叙事研究中，从另外的角度对白嘉轩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将白嘉轩与鹿子霖作对比，通过两者对族人的管理方式来对比两人的性格特点。在《白鹿原》中，有两种对比鲜明的乡村治理模式：一是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乡贤治乡”模式，二是以鹿子霖为代表的“乡官治乡”模式，这两种治理模式给白鹿村带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从清末民初到共和国建国前夕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在白鹿村始终存在，二者之间既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又相互妥协合作，共同维系着历史大变革时期动荡不安中的乡村社会秩序。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如何用好“乡贤治乡”与“乡官治乡”两种模式，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收到最好的乡村治理效果，不仅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更值得我们从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中来提炼主人公的性格特点。
宗慧坚在《语文学刊》这一杂志中发文，在白嘉轩的腰杆—试析《白鹿原》主人公白嘉轩的主要性格一文，通过一个迥异于学术界主流研究视角的角度出发，在聚合思维的角度下，着重分析其诸多性格特征中的一个性格特征，那就是他的倔强和固执。笔者以小说中所写题材为依据，从白嘉轩面对土匪、面对田小娥和白孝文、面对白灵这三种不同类型而又与他有不同关系的人的表现中，分析白嘉轩这个人物的独特性格——《白鹿原》里的所有人物都没有而唯独他有的倔强和固执。而作者不惜用大量的笔墨突出白嘉轩的这一性格特点，其意义非常深远，这恐怕就是通过他描写的人物让读者思索：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什么会这样，以及用什么办法使之改变，变成什么样子。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杨晋对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的浅析，认为作者塑造的白嘉轩，既是儒家传统思想的传承者，也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既仁义宽厚，又冷酷虚伪，是具有丰富人格特征和深刻思想的统领全书的核心人物，是在特定历史潮流和白鹿原这个具体的生存环境下成长的人物，正如陈忠实《灞桥民间文学集成序》写到：“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又容纳污浊。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村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过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饱经沧桑的白嘉轩身上是儒家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双面体现，也是人性复杂的真实再现。
宋南南和蒋丽则从封建宗法制的族长制度来看待白嘉轩人性的升华，白嘉轩作为一位族长以身作则，努力扮演好村里的领头羊角色；作为一个男人可称俊杰，“逃避” 社会责任努力保全自身及家人；作为一个父亲教子有方，按照最严格的标准要求他们。 白嘉轩是贯穿全篇的中心线索，同时也是村里的最后一任族长，他既是传统道德的化身同时也显示出“白鹿精神”。白嘉轩在处理宗族事务中，夹杂着复杂而又矛盾的感情。他无力挽回宗法制的灭亡，在关中这片黄土地上努力挣扎，在族长制的束缚下实现了人性的升华，成为“白鹿精神”最直接的显现。他们首先论证了封建宗法制的族长制在旧有社会形态下的地位和意义，随即阐述了在革命年代，其发生的诸多变化。将白嘉轩作为贯穿全文的主要人物，是贯穿全篇的线索，不仅将其描述为传统道德的化身，更是封建宗法的维护者，认为白嘉轩不是仅仅有着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的一面，也有在族长制的压迫下奋力抗争，努力调节着封建思想与人性、人心的矛盾，实现了人生的升华。
宝鸡文理学院的中文系教师孙霄则在研究人类精神的共构和阐释中，将海明威笔下的桑提亚格和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两者进行比较。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于当年以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无独有偶，陈忠实的《白鹿原》也因白嘉轩人格精神魅力之质彩而获“中国诺贝尔”茅盾文学奖。相形之下，两部作品，同工异曲，各尽其妙地聚焦在生命密码——精神资源的共构与阐释上，因而才打造出中国文学中不同于以往众多封建族长的一个异数白嘉轩形象，展示了他承载封建文明几多坎坷的演绎史，彪炳人格精神几多力度的生命垂范史，以及苦其心志的生存韧性和生命的凝重色彩。白嘉轩则负载着双层精神内涵，即个体生命与家族生存精神的演绎。作为个体生命，他是白鹿原上的硬汉，自立自强自信，耕读传家，学为好人，仁义守信，不以外力而成就。为传延香火六娶六亡的精彩描写先声夺人。格外体现出—个大丈夫的雄性能量和生命旺力的过人之处，可谓精神刚猛。作为族团之长，生命承载着更为浓烈的封建文化精神的历史内容。仁义教化，礼制治族，刻毒血腥，残忍冷酷，无论村人、族人、家人莫不如此。视女儿百灵出走为“全当她死了”。鄙儿子孝文染欲而父子恩断情绝致家门族门之外。封建文化精神和个体生命精神之两极承载于白嘉轩一身，它确证了人类生命资源——精神共构的力量支点。
芦亚波撰写的白嘉轩和鹿子霖人物形象比较一文，认为白嘉轩和鹿子霖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两个最主要人物，二人展示了迥然不同的两种性格：君子型和小人型，他们分别代表了传统儒家文化 正、负两面的价值，其性格是时代经济文化、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人生经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小说正是通过对比展示白、鹿二人不同性格影响下的生命轨迹来揭示展现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广泛的生活画面的。作者首先从形象分析的角度对白、鹿二人的形象进行简要分析，从白嘉轩和鹿子霖在思想文化观、为人处事观以及女性观三个角度突出两人的形象特点，在思想文化观上，两者看似迥然不同，但两人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分别代表了儒家文化正负值两种文化的代表；而为人处世观上则是明显的迥然不同，白嘉轩为人光明磊落，把关于白鹿村，关于族人的事情都摆在明处，而鹿子霖办事很多时候都是在暗地里悄咪咪进行的；在女性观上，两者很有一致性，女性在他们的眼里是轻贱的，是最不重要的，在白嘉轩看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才是重点。他从来都没有认真关心过那些只拥有过短暂生命的死在他炕上的六个可怜的女人，她们的死也不会引起他多大的悲伤，更多时候他仅仅像是一个旁观者。与白嘉轩不同，对于贪财好色的鹿子霖来说，女人只是 他泄欲的工具，欲望得到满足才是他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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