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埋葬的阿Q
——论马伯乐、仁宝对阿Q形象的继承与改造研究综述
摘要：《阿Q正传》中的阿Q恃强凌弱、因循守旧、善用“精神分析法”自欺欺人，他的形象可以映射出中国国民的丑态。然而在鲁迅写下《阿Q正传》的六年后，钱杏邨便提出阿Q时代早已死去，主张将阿Q埋葬。对此，数十年来国内外学者们纷纷对早已死去的阿Q时代提出质疑，并且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本文以评论界对阿Q时代尚未死去的研究为参考，并以萧红作品《马伯乐》中的马伯乐、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仁宝对阿Q形象的继承与发展为例，探讨自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文学作品中的“阿Q”。
关键词：阿Q； 马伯乐； 仁宝； 国民劣根性
一、文献综述
鲁迅的小说大抵都怀着“国民启蒙”的创作倾向，其中就包括《阿Q正传》。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后便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阿Q可以说是鲁迅揭示中国国民性中最典型的代表，近百年来国内外的学者们对《阿Q正传》的研究文献指不胜屈。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太阳社的钱杏邨评价《阿Q正传》：“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我们如果没有忘却时代，我们早就应该把阿Q埋葬起来！”[1]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发现阿Q还活着，并且在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阿Q的影子，例如萧红笔下的知识分子“阿Q”——马伯乐以及韩少功《爸爸爸》中“伪现代”分子“阿Q”——仁宝。
萧红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重要继承者，她的作品《呼兰河传》、《生死场》等都彰显出她对国民性的思考，但《马伯乐》却被当时的评论界定为是失败的小说，认为其政治意义不大，主题挖掘不深。而随着国内外的研究者文学理论视野地不断开阔，学者们开始挖掘马伯乐这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并将马伯乐与鲁迅作品中阿Q的形象进行比较。早在1982年，就有学者提出：“我们认为马伯乐身上的好多劣根性，如美化自己，贬低别人，整天空谈一切，不做实际工作的弊病，甚至缺乏民族自尊心，崇洋媚外的恶习今天仍然有镜子作用。这正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至今还没有在我们某些人身上绝迹一样。”[2]马伯乐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但他却与其他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截然不同，“他胆小懦弱、欺软怕硬、自私无能，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差无几。他的出现顿时让宣告阿Q时代已经结束的人们哑口无言，同时也证明了改造民族魂灵的任务远未完成。”[3]这些学者针对马伯乐身上与阿Q形象在众多方面的共同点，直截了当地提出阿Q时代尚未结束。马伯乐一共有三次“逃跑”的经历，第一次因在自己的洋奴家中毫无地位逃到上海的一所大学旁听，第二次是得到父亲允许到上海开书店，却因一本书也没卖出去逃回家中，而最后一次逃是马伯乐假借卢沟桥事变逃到即将发生战争的上海，这段逃居上海的生活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就有学者阐述：“马伯乐的一生就是逃的一生，是为着逃而忙着生，忙着死的一生，这个lsquo;逃rsquo;字包蕴着的是阿Q的全部精神胜利法，萧红通过这个形象有力地暴露出另一个层面的国民劣根性，说明阿Q主义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特别容易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泛滥。”[4]这些学者都看到了马伯乐与阿Q形象的共性，认为萧红塑造的马伯乐也极具社会批判意义，从而对《马伯乐》这部作品表示肯定。萧红作为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的创作精神极大地影响了萧红，不仅马伯乐身上有浓厚的“阿Q像”，萧红的《马伯乐》与鲁迅的《阿Q正传》在创作上也具有本质联系，鲁迅和萧红在作品中都透露出浓厚的启蒙意识，但两位作者在作品中全然没有站在“启蒙者”的主导地位上，而是站在与启蒙对象同等的地位，愿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受罪”。[5]
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眼光注视到马伯乐与阿Q形象的共性时，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马伯乐与阿Q在众多方面的不同。有学者从鲁迅与萧红在国民性问题探讨的层面出发，提出《马伯乐》在《阿Q正传》的基础上对国民性主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扩展，“把中国社会和民众问题的焦点从鲁迅所关注的lsquo;遇弱和麻木rsquo;转向了lsquo;自私自利和逃避rsquo;，从lsquo;低下农民阶层rsquo;转向了lsquo;知识分子阶层rsquo;，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6]。在《马伯乐》中，除了马伯乐，他的家人、朋友等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具有批判意义，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国民劣根性。因此，一些学者不再把视野局限于马伯乐这个主要人物，而是透过其中众多人物看到《马伯乐》这部作品暴露出中国千千万万百姓身上存在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葛浩文所言：“虽然马伯乐是萧红尖刻讽刺下的主要对象，但他却不是书中唯一的对象。”[7]受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国民性是有差异的。因而尽管马伯乐与阿Q在众多方面如出一辙，但是也有其各自的特点。南方阿Q属于农民阶级，受江南习俗的潜移默化；北方马伯乐则是知识分子形象，深受儒教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言行所体现的精神胜利法也稍有不同，例如，阿Q和马伯乐都有自轻自贱的性格特征，但马伯乐相比阿Q更能彰显出知识分子的理智。因此就有学者得出：“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文化背景是造成精神胜利法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8]有学者从鲁迅与萧红在创作态度上的不同进行研究，认为鲁迅是带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来塑造阿Q的，而萧红刻画的马伯乐则隐藏着其对主张国民启蒙几十年阿Q时代仍未死去的冷峻反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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